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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網 秦王朝沒有系統化的明確的政治信仰,卻在一定程度上延用了傳統的宗教活動。就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第三年(前219年),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這是秦帝國搞的惟一的封禪活動。秦始皇爲什麼搞封禪?是向上天稟告改朝換代嗎?當然不是,因爲封禪刻石記錄下來的,是讚頌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是要求他的臣民子孫『遵奉遺詔,永承重戒』。封禪銘文展示給國民的是皇帝的聖明和威嚴,並沒有給神靈留下什麼重要位置。就在這次巡行途中,秦始皇經過彭城時『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這反映出在秦始皇的內心深處仍然殘存著天命思想。可是,當他前往湘山祠渡江遭遇危險的時候,他對神靈『湘君』卻大不敬,『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這似乎意味著,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神靈對他的冒犯。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出巡到雲夢的時候,又『望祀虞舜於九疑山』。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所涉及的政治性的宗教活動具有隨意性,他對神靈抱有期望,但又不想受神靈的約束,神靈也不得違背他的意願。秦始皇也延用了秦國傳統的郊祀雍四上帝的活動。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秦始皇通常於十月親自郊祀,身著白色的服裝,獻上祭祀的貢品,『拜於咸陽之旁』。西、畦的郊祀則由祠官主持,『上不親往』。秦二世的時候情形大抵也是如此。太卜官曾評論說:『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總的看,秦帝國在政治信仰方面存在著嚴重的缺失。
從相反的立場看,秦王朝信奉的是武力和強權。秦帝國皇帝把國家作爲他個人的私有財富,皇帝可以窮奢極欲,這在秦王朝的政治實踐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秦始皇南登琅邪台,十分愜意,於是『徙黔首三萬戶琅邪台下,復(免稅)十二歲』。這沒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根據文獻記載,他因爲『亡秦者,胡也』一句讖言,發兵30萬攻擊匈奴。他可以按照個人的意願,『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僅僅建阿房宮和驪山墓就動用了徒役70餘萬人。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每攻破一國,都要仿照該國宮殿的樣式在咸陽城北復建,所得諸侯美女和鐘鼓器物等一併移入其中。【三輔舊事】誇張地記載道:『始皇表河以爲秦東門,表F以爲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沖於天。』秦王朝這種窮奢極欲惡性發展,導致了作爲孤家寡人的皇帝與天下大眾之間的尖銳對立。秦二世爲了鞏固個人的權位,與宦官趙高密謀對策。趙高聲稱:『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不要講什麼道理,誰有權力誰說了算,這就是趙高的強權主義理論。於是秦二世『誅大臣及諸公子』,『六公子戮死於杜』。當時,公子將閭弟兄三人被囚禁於內宮,秦二世派人對公子將閭說:『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質問:『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說:我不知道,我只是奉旨行事。將閭仰天長號:『天乎!吾無罪!』兄弟三人拔劍自刎。其實,在秦王朝根本就不存在嚴格意義的法律,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在這個國家中,只有皇帝一人的人權。此後的趙高謀殺秦二世,子嬰計殺趙高,都是同樣的政治定律在發揮作用。早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秦王政就對韓非的極端專制理論欣賞萬分,稱:『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二世也公開地引用韓非的話,稱堯舜爲君有『監門之養』,大禹治水有『臣虜之勞』。他認爲當這樣的帝王沒有什麼意思,他貴有天下應該『肆意極欲』。至此我們不難明白,秦王朝政治思維的深層,是韓非的極端專制理論。秦王朝二世而亡,就是韓非專制理論的惡果。
任何一種政權都會宣傳其合理性,從而爲自己取得理論上的支點。秦王朝也不例外。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後,馬上就有人出來獻計獻策:『黃帝得土德,黃龍地P(蚓)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這是用『五德相剋』說爲政治合理性服務:周人之德是『火』,秦人之德是『水』,『水』克『火』,所以秦人取代周人統治了天下。秦始皇毫不遲疑地把這一套拿過來,爲新王朝的政治合理性服務。秦王朝將自己定性爲水德,水德屬北方,顏色與黑相配,所以衣服旌旗都崇尚黑色,數字以『六』爲紀,符、法冠都規定爲六寸,乘六馬,更名黃河爲『德水』,等等。這表明,新王朝亟需爲自己的政治合理性張目。問題在於這種宣教能否達到使人信服的目的,能否爲國家的長治久安服務。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可以說秦王朝的五行相剋說是一種政治理性,但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信仰。就五行說產生的背景看,它是對傳統的天命觀的反叛,試圖從物質世界的演變說明宇宙和社會的運動,其性質與樸素的陰陽論、氣論相近。
總之,秦朝沒有形成系統化的政治信仰,沒有解決社會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問題。它奉行的強力政策和皇權至高無上的思想路線,在政治上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秦朝的速亡很難說與此無關。(張榮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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