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公室告”与“家罪”所反映的立法精神(5)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儒、法两家伦理思想之异同


    金烨认为，秦律中“公室告”与“家罪”的有关规定“原本出自儒家的伦理精神，与秦之严苛法家政治完全相反”。本文不能苟同。为了弄清秦律“公室告”和“家罪”所体现的立法精神，有必要对儒、法两家的忠孝观做一简要回顾。


    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来维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各种关系，是先秦诸子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君臣和父子两对关系而言，讨论最多的莫过于“忠”和“孝”。纵观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两个道德规范的阐述，就会发现，二者对“忠”、“孝”基本含义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儒家对“忠”的阐述，如“居上克明，为下克忠”；[29]“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30]“以私害公，非忠也”；[31]“临患不忘国，忠也”；[32]“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3]等等，都是表明臣对君和国（社稷）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儒家对“孝”的阐述，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34]“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35]等等，都是表明子对父母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


    法家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商君书・画策》认为，忠、孝等伦理道德是法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普遍遵法守法情况下所呈现的固有现象：


    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36]


    《韩非子・忠孝》也阐发了法家的“忠孝”观：


     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37]


    他主张臣子不应危及君主的地位，孝子不应指责自己的尊亲；君、父可以不贤、不慈，臣、子却必须尽忠、尽孝，绝对不能有丝毫“犯上”的言行。据《吕氏春秋》载，法家吴起在魏国因权位而与商文发生争执，吴起说：“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38]据此，则维护伦常秩序，移风易俗，也是法家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


    其实，儒、法两家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对忠、孝等基本道德规范本身的理解方面，而是在忠、孝之间的关系方面。换句话说，两派都承认忠在君臣之间、孝在父子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问题是，如何处理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父权与君权的关系？或者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应该舍弃什么？坚持什么？


    儒家更多强调的是忠、孝的一致性，认为“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39]“事君不忠，非孝也”；[40]“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41]“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42]等等。尽管如此，儒家仍然无法回避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孟子・尽心上》是这样回答的：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D然，乐而忘天下。”[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