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国家与私商的博弈(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战国以后，私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抑商政策也逐渐实施并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私商被贬低、丑化甚至妖魔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斥责的对象。笔者已经指出，抑商政策并非抑制商业，而是国家从私商手中争夺商利［1］，那么，这种争夺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是不是国家可以为所欲为，而私商毫无还手之力呢？似乎并不是这样，二者处于势均力敌的博弈之中。本文试图以西汉为对象，具体探讨一下国家与私商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 私商的经济功能
　　
　　对于私商的作用，秦汉时的执政者和主流思想多持否定态度，今之学者亦多沿袭之，如林甘泉等先生就认为，西汉商业繁荣至少有一部分是虚假、畸形的，它导致三个后果：一、“供需脱节，生产的少，消费乃至挥霍的多”，“促使物价腾跃，加剧社会动荡”；二、“刺激统治阶级的消费欲求，从而强化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三、“农民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最后导致以农业为基础的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危机”［2］524。这种否定态度一方面对私商的经济职能没有做充分的考虑，另一方面又对私商的能量估计过大，似乎他们真可以超越经济规律的限定去发挥危害社会经济的作用。
　　我们知道，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只要社会存在分工，而且这种分工发生于不同的所有权之间，那么，社会经济运动作为一个统一体，只有实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才能最终完成。“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3］102这就是说，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反过来也决定了生产，它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在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下，无条件的发展交换或抑制交换都是不可能的。就一个较长时间而言，经济规律自然会调整交换的类型与规模，使其与生产相适应，使整个经济运动成为协调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人为作用有可能使交换出现超前或落后的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但正因其影响生产，故必然很快为经济规律所纠正，改变为正常状态。商业不过是交换环节相对独立的存在形态，而私商不过是这种交换职能的实现者，因此，只要社会有交换的需求，私商的存在及其利益追求都是有经济依据因而完全合理的。
　　具体来说，西汉私商的经济职能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1. 维护和促进农业生产。继承并改造了战国国家授田制的秦汉名田制，造就了一个广泛的小农阶层。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由于其生产只能涉及极小的范围，故自给自足程度其实非常有限，不仅远远低于东汉以后的庄园经济，也低于春秋及其以前的农村公社经济，以盐铁为中心的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求助于市场，如王莽所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4］卷24下《食货志下》而私商的经营活动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这里有一种误解，以为盐铁等商品私营因“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5］卷1《禁耕》私商由此获得暴利，而农民“不得不忍受他们的盘剥”［2］804。私商当然要获取利润，因而农民必然要交出一定的剩余劳动，但《盐铁论》中桑弘羊等人言论主要着眼于商利被私商获取，未能流入国家之手。史籍中描述的私商种种恶行和恶果，大多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对私商获取利益的一种痛恨和羡慕。其实盐铁私营之时，由于私商互相竞争，产品售价与农民购买能力之间会达到一个相对平衡，不致太离谱，而盐铁官营之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6］卷30《平准书》，“盐、铁价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淡食”。官营盐铁质次价高，农民只好不用，而官府也“卖器不售”［5］卷6《水旱》，商品为市场所拒绝，只好“强令民卖买之”［6］卷30《平准书》。两者相权，盐铁私营对农业还要有利些。
　　2. 促进手工业生产。产品绝大多数进入市场并实现交换，是手工业生产存在的前提，由此才能得到自己必须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得到进行再生产的动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国秦汉的私营手工业必须仰赖于商业的发展，很多时候二者合为一体，私营手工业者同时就是私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大商人，多以经营手工业起家，直接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6］卷129《货殖列传》。其商业行为保证并推动了手工业的顺利发展。
　　3. 互通有无，实现并促进了区域分工。先秦至西汉，专业分工极为有限，商品生产并不发达，绝大多数产品作为使用价值被生产出来，只是在商业活动的推动之下，方转化为商品。这种转化的基本前提，就是不同产地由于自然条件差异而形成的产品种类差别，正如司马迁所描述，“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6］卷129《货殖列传》。商业沟通各地特产，“茂迁有无”［4］卷100下《叙传下》，从而变自然差异为区域分工，使全社会得到了更多种类的资源和产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业所发掘和推动的需求又进一步促进了各地特产的生产，使区域分工更加强化。
　　4. 通过囤积投机，实现社会储备功能。囤积居奇、谋取暴利的投机贸易是先秦至西汉商业的又一重要内容，如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6］卷129《货殖列传》。其依据是自然条件以及生产周期所决定的生产时间性差异。就商人来说，其驱动力是谋取商利，但就社会生产来说，却因此实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储备，以应缺乏时使用。由于小农经济实力微弱，自我储备十分有限，这种囤积投机对于解决小农在特殊时期的物资缺乏具有一定的意义。
　　5. 帮助国家实现财政货币化，使之顺利运转。西汉税收及支出大多采用货币形式，就税收而言，除田租收取实物，徭役中一部分直接征发劳役外，其余如算赋、口钱、献费等人头税，关税、市税、盐税等商税，车税、船税、算缗等财产税，更赋等代役税，均征收货币，是税收的主要形式。用以缴纳税收的货币绝大部分来源于市场，而国家得到的货币只有通过市场这一中间环节才能被消费掉。正是私商的经营，才使生产者的产品转化为货币，又使国家的货币转化为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