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巴蜀在秦漢統一大業中的作用（1）

  來源: 鳳凰網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古老的巴蜀，綿亙於祖國大西南的腹地，滾滾的長江橫穿東西，宛延的岷江、沱江、嘉陵江和烏江縱貫南北。巫山十二峰，頂天立地，築起東部的天然屏障，隔斷楚天煙雲。邛崍、峨眉，綿延相連，構成西部的巍巍壁壘，阻斷羌地雨雪。岷山、大巴山聯手橫臥，卡斷北部與隴西、漢中的交通。大婁山、五蓮峰奔涌南下，在長江以南矗立起道道險關，使自大的夜郎不敢北向窺視。這一獨特的自然環境，一方面形成沃野千里、物產豐富的天府之國，因而在悠久的中華民族多元的文明起源中占有輝煌的一席，另一方面也造成較長期的封閉狀態，阻礙了與中原文明的順暢交流，從而使巴蜀文化罩上一層神秘的面紗，留下許多至今仍然聚訟紛紜的歷史之謎。然而。隨着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人類遠行的技術手段不斷進步，從而促進了我國各個地區生活着的人類群體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長江提供了舟楫之利，巴蜀文化與楚文化憑藉它開始了交匯與融合。『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經過艱難的開山鑿壁和數代人的流血犧牲，『猿揉欲度愁攀援』的蜀道之上終於出現了依山傍水的崎嶇棧道，使巴蜀文化穿岷山，越秦嶺。迤邐北上，徜徉於三秦大地，並折而東向，與中原文化熱烈擁抱。經濟文化上日益密切的交流為後來巴蜀成為中國統一皇朝不可分割的疆域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礎。
一旦成為統一皇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蜀立即顯示出她在全國的重要地位。在秦朝和西漢兩次完成中國大統一的歷史壯舉中，巴蜀就發揮了別的地區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永遠為中華民族所銘記的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儘管巴蜀的地理條件造成她一定程度的封閉，但是，隨着歷史的發展，她與周圍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還是不可阻擋地進行。開始是民間自發的悄悄進行的交往，以後就出現官方有組織有明確目的的大規模交流。這一由偶然到經常、由小範圍到大規模的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真相，經老一輩史學家特別是近年四川史學家的辛勤探索，已經基本明析。到戰國後期，當巴蜀這兩個以國為形式的地方政權已經成為秦國附庸的時候，秦國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卻進一步發現了把這兩個地方變成秦國直接統治的一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公元前317年(秦惠王更元八年)，樗里疾率秦兵擊破了魏相公孫衍倡議組織的合縱伐秦的三晉聯軍，從而對東方六國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威勢。恰在此時，巴、蜀兩國發生矛盾，巴國的統治者向秦國發出了請兵伐蜀的要求，由此在秦國的君臣將相中產生了南下與東進的戰略決策的爭論。【戰國策・秦策】、【史記・張儀列傳】和【華陽國志・蜀志】對此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史記】和【華陽國志】顯然都是抄自【戰國策】。【戰國策・秦策】是這樣記述的：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h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身，足以富民，繕兵不紛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候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琨，韓自知亡三川，刻必特二國併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於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這場聲情並茂的爭論，顯示了司馬錯對當時形勢的洞悉和不凡的戰略眼光。當時的形勢是：秦國經商鞅變法後幾十年的發展，雖然國力強大，對付東方六國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穩操勝券，但是，她畢竟處於關中一隅，如以一國之力對付在合縱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六國，仍然力不從心。並且，此時的魏國儘管從七國首強的寶座上跌落下來，卻還擁有相當的實力，而趙、楚、齊等國的力量都還沒有受到致命的打擊，還不可等閒視之。因此，秦國貿然全力東向，以求完成統一大業的條件還不成熟。所以，當時秦國的當務之急並不是傾全國之力東進，而是趁巴、蜀兩國不和之機向這塊阻力最小的地方進軍，把天府之國變成自己的大後方。這時，司馬錯不僅已經看出巴、蜀戰略地位的重要，而且特別明了巴、蜀在秦國對楚國鬥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巴蜀『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①。顯然，攻取巴蜀對於秦國來說在當時是一個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戰略決策。反觀張儀的設想，不能不說是帶有極大冒險性質，近乎孤注一擲的方案。張儀的才能主要表現為外交上的隨機應變，縱橫捭闔，即策略上的靈活圓通，此時他所缺乏的恰恰是司馬錯的戰略家的才智和胸襟。好在秦惠王也是一個頗具戰略頭腦的君主，在他的支持下，司馬錯的方案獲得通過。一支規模不大的秦軍在司馬錯、張儀等人的統帥下，迅速通過金牛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入蜀國，消滅了它的軍隊，摧毀了它的政權，使之併入秦國的版圖，緊接着又趁熱打鐵，揮師東進，給巴國的歷史劃上了句號，在嘉陵江畔插上了秦國的旗幟。前後不到三個月，司馬錯的戰略構想便痛快淋漓地實現了。此後，從公元前31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近百年中，秦政權在巴蜀地區全面推行封建化改革，逐步消除其奴隸制的殘餘，改變落後的風俗習慣，並通過大規模的移民和不斷推廣中原文化，加速了她與華夏諸族融合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