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執法寬平，議法從輕
秦朝法律的酷苛無情,一直是漢人批評秦政的中心話題之一。而對執法寬平的推崇和褒獎，則是漢代官場的主流輿論。
一批以執法寬平為其標誌的官員，被奉為吏治的楷模。除去前述張釋之之外，西漢的於定國父子、東漢的郭躬父子，最為著名。
於定國，東海郡人。其父於公官職不過縣獄史、郡決曹，但卻盛名滿天下。『（於公）決獄平，羅文法者於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於公祠。』於定國『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官至廷尉、御史大夫、丞相，『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於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43]這一對比之語，實際上褒獎於定國更超過了張釋之。顏師古的兩個注釋可以說明其間的區別：對張釋之的稱讚在於『言決罪皆當』，而對於定國的稱讚則是『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可見執法的『寬平』，較之於『明斷』，更為得人心。
郭躬，潁川郡人。其父郭弘，『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於公。』郭躬少傳父業，官至廷尉。史稱『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郭躬在尚未騰達之前，就因為『明法律』而多次奉命參與疑難案件的審理，多有依法斷案、寬平為本的表現。僅錄一事，以見其風範。『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孫）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郭）躬對「（孫）章應罰金」。帝曰：「（孫）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 （郭）躬曰：「法令有故、誤，（孫）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孫）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 （郭）躬曰：「……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44]在這個案件的審理中，郭躬與漢明帝從容討論法理，強調了兩個觀點：其一，法令中有關故意犯罪、過失犯罪在量刑上有所區別的規定（『法令有故、誤』，『誤者其文則輕』），在判案時一定要加以落實。這就為從輕發落於無意中觸犯法禁的涉案人找到了直接的法理依據。其二，執法量刑只能以已經查明的事實為依據，而不可將不利於涉案人的某些推論（即便這些推論有可能成立）作為判案加刑的因素加以考量。郭躬的『刑不可以委曲生意』 的執法原則，與上引『不得用逆詐廢正法』 之說，遞相呼應，表明寧可失之於錯縱也不可失之於濫殺的『慎刑』思想，在漢代的執法實踐中是客觀存在的。
『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可以換來官場上下的交口稱譽。[45]『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可以成為居官者引以自豪的仕宦聲譽，甚至可以作為福佑子孫仕途騰達的自信所在。[46]在漢宣帝的詔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執法官得到表彰，而那些『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47]的執法官受到申斥。
上述諸端，足以說明，在漢代的官場中，雖有酷吏出入其間，但崇尚『寬平』的執法精神依然是穩居主流地位的。
執法寬平的輿情，對改善當時刑罰體系所發生的積極作用，集中體現在運用『惡惡止其身』[48]的儒家政治理論，反對株連之法的存在。『秦政酷烈，違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49]漢人類似對秦政的批判所在多有，表明了他們對包括『滅族』在內的株連刑的深惡痛絕。漢文帝廢止收孥相坐之律，作為漢家推行仁政的典型而一再被強調、被歌頌。我們同樣應該知道，各種形式的株連刑，實際上是終兩漢之世而沒有根本絕跡的。即便是在政風較為寬緩的時期，由各級官吏舞文弄法而導致的株連之禍，就足以使百姓無容身之地。在鹽鐵會議上，文學之士揭露當時所謂『良吏』的行徑：『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50]這是何等可怕的局面。由此而言，我們對史書所見關於漢代『慎刑』、『省刑』的歌頌之辭，在其實際效果究竟如何的層面上，當然應該保持質疑的態度。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肯定，『惡惡止其身』確實產生過輕刑之效。『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51]是漢代朝廷對執法官員的原則性要求。而一旦出現了株連之刑，即便主持其事的是獨斷朝政的權臣、乃至於皇帝，也會有鯁直大臣出面提出尖銳的批評。對這些批評，當政者確實既可以採納、也可以置之不理，[52]但是，作為一種輿論存在，還是能夠在不同的層面上發揮牽製作用，甚至使得某些案件的處理結果，發生根本性的變化。[53]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也值得注意：東漢安帝時期新立法規，對於犯有貪贓之罪的官員，禁錮父子兩代。這本來是一種加大懲治貪官力度的舉措，同時也對其他官員帶有預警、震懾的意義。只是，它的株連屬性是明確無誤的。就一般的社會輿論而言，出於對貪官的痛恨，人們可以理解、乃至於擁戴這樣的立法；但是，從法理的角度而言，它確實與『惡惡止其身』的理念相悖。不久，就有太尉劉愷這樣的重臣對此公開提出質疑，『【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而且皇帝接受了他的見解。[54]這足以說明，漢代君臣討論法理之得失時，已經理智到『論理而不論人』的程度，不因為事涉貪官就杜口裹足。這種超越了道德範疇而進行的法理學的討論，是如此的純粹，它以典型個案的方式證明，『惡惡止其身』的執法理念，確實是得到相當普遍的認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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