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文史網 把法律與人情的相關性，上升到執法理論的高度，就是在漢代頗具影響的『原心定罪』之說。『原心定罪』（又稱『論心定罪』）是儒家的一種政治理念，經過董仲舒的解釋與發揮，在漢代廣為人知，而且成為量刑判案時常加引用的原則。董仲舒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21]這一主張的核心是，執法者在斷案時，不僅要弄清犯罪的事實，更要追索涉案人的動機。只要有邪惡的犯罪動機，不必待其犯罪行為實際發生，就應當加以懲罰；對首犯必須從重論處；對雖有犯罪行為但動機出於善良或情有可原的人，則應當從輕論處。參加鹽鐵會議的儒生，把這種『動機論』表述得更為明確，『【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22]就是把『人情』滲透到法律之中、甚至置於法律之上，以涉案人的動機善惡作為量刑的首位標準，而把客觀的犯罪行為和危害結果置於次要地位考量。
這一原則，在執法中的有效性是無需質疑的。西漢後期，發生了一場圍繞着前丞相薛宣涉及權力之爭的『毀容』案件，在討論量刑時，出現了御史中丞、廷尉兩種處置方案之爭，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和將軍、博士、議郎各自支持一說。在這場『高規格』的刑事案件討論中，廷尉等人就是高標『【春秋】之義，原心定罪』[23]之說而得以佔據優勢。在另一場涉及收捕在職丞相王嘉的『詔獄』之案中，也還有永信少府等十位朝臣出面，巧妙地緩解皇帝的『邪火』、爭取為王嘉保留一絲人格尊嚴，他們借重的名義是『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 [24]面對此說，皇帝也不得不有所收斂。東漢中期的一個政治性案件的處置也可以說明問題。少年儒生霍的舅父宋光受人誣告，大將軍梁商以宋光『妄刊章文，坐系洛陽詔獄，掠考困極。』 霍上奏記於梁商，為舅父宋光洗刷冤屈，同樣引用『【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之說，並且進一步以『人情』證明宋光的冤情：『（霍）與（宋）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鳩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大將軍梁商被霍的才志所打動，『即為奏原（宋）光罪』。[25]
漢代士人對『原心定罪』的一片喝彩之聲，除了它是儒家理論、符合常人心態之外，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在執法實踐中有援救善人的實效。對此，思想家王符表述為『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以救善人』[26]。以上所舉事例，確實可以證明它有這樣的功效。
當代學者對漢代『原心定罪』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執法依據的不確定性、非客觀性上。李澤厚先生對此所表現的擔憂頗值得玩味：『「原心論罪」的原則給法律判決留下了極為寬泛的伸縮餘地，大為削減了法的理性形式所要求的普遍性。』[27]如果對李澤厚先生的話題『接着說』，大可以設問：在法律判決中存有『極為寬泛的伸縮餘地』，是否對保持法的理性有特殊作用？力求把人們的一切社會活動都納入成文法律的管轄之下，這樣的追求，不僅見之於秦朝，也見之於王莽『新政』，但它們都以失敗而告終。任何時代的法律條文，只能是針對社會的一般狀況做出規定，法律的確定性自然帶來了它的僵化性；而任何一個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都可能帶有特殊性、複雜性。針對這個永存的矛盾，現代法律學嘗試以賦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權力』來加以解決。即在法律沒有規定、或按法律規定不能恰當處理案件時，法官有權力根據公平、正義原則以及自己的良心自由地裁判案件。[28]漢代的『原心定罪』，所賦予法官的權利，似乎與『自由裁量的權力』頗為相通。它以執法的靈活性，力圖兼顧『個案公正』和『社會公正』的一致性（至於如何防範執法者藉機故意出入人罪等枉法行為，那是另外的話題了）。在這個意義上說來，『原心定罪』體現了法律的實質上的理性，這遠比形式上的理性更為重要。
重視法與『人情』、民心的內在一致性，對理性立法的影響也是極為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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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為了敦促廢除『收孥相坐法』，特旨曉喻大臣：『朕聞之，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29]（着重號為引者所加，下同）漢文帝大膽承認『不正之法』的存在，並且把害民之法斥之為暴政暴法，其理性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漢宣帝有詔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30]元帝初立，下詔：『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31]這些以『安民』為宗旨的議法詔書，或許有『政治作秀』的成分在內，指望讓皇帝真正代表民意也難免有幼稚之嫌，但它確實可以使得政治運作在理性的框架內進行。
二、法律與皇帝詔旨的制衡
應該如何看待法律與皇帝詔旨之間的關係？漢代一直存在着以酷吏、循吏為代表的兩種不同觀點的對立。
如下一段文字，是治秦漢史的學者耳熟能詳的：『（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32] 杜周之說，集中代表了酷吏惟皇帝之命是從的執法思想，把皇帝的詔令當作國家法律的直接來源，將詔令的法律效力置於國家法律之上，身為執法官則甘當皇帝的鷹犬。這樣的理念，確實可以得到皇帝的青睞，酷吏的得寵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此。然而，問題在於，這樣的觀點是否代表了當時執法觀點的主流？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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