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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摘自【歷史研究】 再看第二個變化。
西漢宰相制度真正在形式上也發生重大變化，是在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在這之前，名爲三公理政，實際上丞相權力獨重；在這之後，採納大臣何武建議，改革爲三公鼎立制度，即丞相名稱不變，將御史大夫改稱大司空，與武帝時早已由太尉改名的大司馬一起，『增奉如丞相』。從此三公地位平等，丞相不再獨攬大權。這是一次依儒家學說實行的重大改革，後代的三公制嚴格說應始於此。
爲什麼進行這項改革？不少書也說是皇帝爲了削弱、分散相權。然而正象漢武帝時一樣，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首先，如前所述，成帝統治二十多年並不存在相權對君權的威脅。也就是說，沒有形成有意識削弱、分散相權這一指導思想的基礎。當然，主相之間矛盾是有的，但均與相權大小沒有關係。如匡衡因侵占國有土地，『專地盜土』，被免相。王商因與領尚書事王鳳矛盾，受他陷害而死，成帝爲此還同情王商，對王鳳不滿。翟方進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恰逢天變，成帝歸咎於他，被迫自殺。至於薛宣，因經術淺爲成帝所輕，後被藉口統治無能，鎮壓農民起義不力免相，與上面幾個人原來一直受信任和尊重有所不同，但在和成帝的矛盾主要不屬權力之爭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
其次，何武建議本身也提供了不存在上述指導思想的有力證據。何武說，其所以應改革是因爲『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就是說，是爲了提高統治效率。考之成帝后期，政治腐敗，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到改革宰相制度的這一年，甚至連詔令也不得不承認『百姓怨望者眾』。面對這一局勢，封建政治家、思想家把它歸咎於宰相統治不力，想通過三公鼎立，分工負責，以挽救搖搖欲墜之統治，是可以理解的。
再次，在這次改革後僅僅過了三年，於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因議者多以爲這次改革『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經大司空朱博奏請，又恢復了綏和以前舊制。如果原來確係出於皇帝削弱相權的意圖而改革，照說從武帝以來爲此鬥爭了一百多年，好容易達到在制度上加以固定的目的，豈能剛過三年便又改回去呢？而且這時丞相是孔光，朱博和他有矛盾，正在設法排擠他，如非出於統治效率之考慮，就不會奏請此事，讓孔光擴大權力。
哀帝恢復綏和以前舊制後，過了四年，至元壽二年(前1年)又重新實行三公鼎立制度，並進一步把丞相改稱大司徒，這又如何解釋呢？我認爲從當時背景看，也不是出於君權、相權之爭，而是爲了尊寵董賢的緣故。據【漢書】卷九三【佞幸董賢傳】，很早以來哀帝就寵幸他，後來又以他爲大司馬，甚至想禪位給他，以侍中王閎諫作罷。而在舊制下，丞相地位高於大司馬，不符哀帝心意；董賢又年青，才二十多歲，西漢沒有年青人當丞相的先例。於是『正三公官分職』的辦法便被提了出來，不但恢復三公鼎立制度，而且把大司馬班在首位。不過把丞相地位壓到大司馬下面，和秦漢以來舊制衝突厲害，便又依儒家三公學說將丞相之名改爲大司徒，巧妙地掩飾新制的缺陷。哀帝的心意，丞相孔光十分清楚，極力迎合。在這次改制前，哀帝讓董賢拜訪孔光，儘管董賢父親董恭當過孔光屬吏，董賢作爲大司馬地位又在孔光之下，但孔光『知上欲尊寵賢』，竟放下丞相架子，『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王夫之曾痛斥孔光之行是『執臣主之禮』。然因哀帝高興，孔光不但穩固了自己官位，而且兩個侄子也因此得以拜官。由此可見，元壽二年的改制，表面上丞相權力分散，地位降低，然究哀帝之動機不但不是出於君權、相權之爭，恰恰相反，而是孔光爲進一步討取哀帝歡心，一致尊寵董賢的結果。當然，這是一種衰世的不正常現象，也不能代表當時統治階級的意志。
總之，漢成帝以後三公鼎立制度之建立，雖然和漢武帝之改革相比，歷史背景、國力強弱相差很大，具體措施也不一樣，但就其基本指導思想言，總的來說卻是相同的。即都不是出於統治集團內部權力之爭的需要，而是爲了通過改革，加強統治，維護整個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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