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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摘自【歷史研究】 最後，按舊制，武帝自己也無從發揮作用。因為天下文書資料從漢初以來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宰相才幹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這些文書資料，而武帝在宮中離兩府較遠，參考它們很不方便，必然要影響到武帝的決策。
基於以上情況，漢武帝為實現自己的抱負，逐步摸索出以下辦法來彌補舊制之不足。
第一，即位的第一年即『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並『親策問以古今治道』，應對者達百餘人。由於實行這一措施，幾年中『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至前130年又『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這次對策者又有百餘人。【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證明武帝是因為『朝廷多事』，所以要廣泛聽取全國士人的謀略。【史記】卷一一二【主父偃列傳】：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與徐樂、嚴安在一起。武帝說：『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愛才若渴之狀躍然紙上。【史記】卷一二六【東方朔列傳】：東方朔上書公車，『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東方朔在大政方針上估計不會有什麼高明見解，然而武帝竟花了兩個月時間把奏牘耐心讀完，可見他是如何注意聽取四方士人意見。這樣一來，就大大彌補了幾個宰相所提供的謀略之不足。
第二，為了把種種建議仔細研究，付諸實施，武帝進一步從對策及上書人中『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待以不次之位』。象主父偃，甚至歲中四遷；有些則用為相當於後來中朝官的中大夫、侍中等官，『並在左右』，成為『出入禁門腹心之臣』。這些官吏往往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幹，多智謀，可以給武帝制定內外政策提供寶貴意見。另一面，為了共同研究和決策需要，或許原歸丞相、御史兩府保管的一部分資料也逐漸轉歸近臣尚書了。同時這些『腹心之臣』因為常在左右，遇到緊急情況可以及時召見，共商對策。加上他們官位低，禮節簡便，甚至可以『俳優畜之』。特別重要的是，在重大決策上還可以讓他們與宰相大臣辯論。通過辯論，既可對雙方建議的利弊再作衡量，然後決定取捨；同時如果這些近臣正確，以此方式否定宰相大臣意見也比較委婉。【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嚴助拜為中大夫，『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黜』。如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向漢告急，武帝問太尉田`，田`力主不救；嚴助和他辯論，理由充足。於是武帝曰：『太尉不足與計』，堅決出兵援救。由此可見，將有才幹而身份低的人置於左右，主要是武帝為彌補宰相制度之不足的又一措施。後來昭帝、宣帝的中朝官以及重用尚書的制度，便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第三，有了好的決策，按制度仍得通過宰相執行，如果宰相才幹差，統治效率仍然不高，所以武帝又從對策者和一般官吏中，經過考驗，將最傑出的人才提拔為宰相。這一類宰相的代表便是公孫弘。他出身貧窮，因賢良對策第一得到武帝賞識，由博士起家，最後擢升丞相。按舊制，常以列侯為丞相，漢文帝已破格擢升，以關內侯申屠嘉為丞相，再封列侯，但申屠嘉畢竟仍是功臣；這次漢武帝進一步打破舊制，提拔『布衣』公孫弘為丞相，然後封侯，『其後以為故事』。這是針對列侯為相多無能的狀況，採取的一項大膽改革。類似情況還可舉出張湯。湯原為刀筆小吏，得武帝賞識，一直升到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此外，倪寬貧窮，『時行賃作，帶經而鋤』，因武帝奇其才，由小吏擢中大夫，升至御史大夫；韓安國出身並不高貴，『為人多大略』，遷御史大夫，『天子以為國器』，曾行丞相事，本已準備用為丞相，因墜車傷腳而罷。可見，凡武帝賞識有才幹的人，只要中間不出問題，都先後用為宰相，並不害怕會構成對君權之威脅。
對於以上三項措施，過去有另一種解釋，即主張簡拔士人為近臣，使與大臣辯論，是武帝嫌相權太重，有意收其權於左右；而提升布衣公孫弘為丞相再封侯，則是武帝壓制列侯的一種手段。認為在此之前，列侯已發展成政治上『對抗皇帝的一個勢力』，常以列侯為丞相，『不是君主的專制政治，而是列侯的共和政治』。
這種解釋並不符合武帝的指導思想。
首先，如前所述，從漢初以來基本上沒有產生這種指導思想的政治基礎。即就武帝在位期間而言，據【漢書】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前後十三任丞相，有哪一任丞相的才幹和威望足以與武帝對抗，或與武帝在政治上發生尖銳衝突，形成了對君權的威脅呢？沒有，一個也沒有。既然如此，武帝有什麼必要處心積慮採取一個又一個措施去打擊、削弱相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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