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蕭何定律』的評價

  來源: 【光明日報】

所謂『蕭何定律』，是指蕭何制定的【九章律】，是漢政府治理社會的基本大法。但【九章律】不能涵蓋所有社會領域，故叔孫通又制【旁章】十八篇，張湯定【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作【朝律】六篇，作為補充法。另外，還有由皇帝和各級政府下達的具有法律效應的各種『令』，共同形成了漢代律令的法制體系，是漢帝國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以【九章律】最為重要，對後世影響也最大。

　　蕭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經】的基礎上增補而成，而【秦法經】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經】六篇的基礎上改造而成。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按『盜』是指偷盜、強盜。『賊』指傷害、殺人。『囚』指拘禁、斷獄。『捕』即逮捕。『雜』包括詐騙、賭博、貪污、違反制度等各種犯罪行為。『具』是根據罪犯的表現或加刑或減刑，相當於現代的刑法總則，故曹魏改為【刑名】，列為篇首。商鞅繼承了李悝的【法經】，並用來治理秦國，但商鞅並不是照搬照用，而是有所改革。首先是改六法為六律，並創立了收司連坐、告奸匿奸、私鬥被刑、怠貧收孥等補助法。1975年在湖北雲夢縣發現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七種，有的可以包括在商鞅的六律之中，有的則不在商鞅六律範圍之內，可能是商鞅頒的補助法，或是商鞅之後頒佈的追加法。總之，商鞅以六法治秦收到了顯著的功效。【新論・隨時】說：『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威服諸侯。』但是，商鞅以後的秦統治者過於迷信法治，施行嚴刑峻法，特別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為所欲為，橫徵暴斂，人民陷入了苦難的深淵。刑罰苛刻，人民稍有觸及，就遭到殘酷的鎮壓，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違法，鄰裏連坐，造成了如【史記・李斯列傳】所說的：『刑者相伴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的慘狀。人民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秦末農民大起義，並最終推翻了殘暴的秦政權。

　　在反秦戰爭中劉邦首先率軍攻入咸陽，秦王子嬰投降，秦朝滅亡。劉邦軍進入咸陽後，諸將皆爭奪金帛財物，惟獨蕭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對於蕭何此舉的作用，史書多強調劉邦因此得知『天下i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史記・蕭相國世家】)，其實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蕭何定律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在劉邦集團中，知道重視法制建設的惟有蕭何。劉邦入關後，在蕭何的幫助下制定了『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書・刑法志】)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對穩定當時的混亂局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約法三章』是臨時性的『約法』，不可能保證漢政權的長治久安，有鑑於此，蕭何就在楚漢戰爭時，利用留守關中的機會，『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史記・蕭相國世家】)，這可以說是蕭何定律的準備工作。劉邦滅項羽，國家重新統一。蕭何為適應國家長期法制建設的需要，於是『h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書・刑法志】)。【晉書・刑法志】說：『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說：蕭何定律是在秦六律的基礎上，增加【興】、【廄】、【戶】三律，形成漢的【九章律】。這就是保證社會穩定，使各項事業走上正常的基本大法。儘管在漢武帝及其以後又頒佈了很多新的律令，但多數屬於補助法，或只適用於某種情況下的特定法，【九章律】基本大法的地位和作用，直到東漢也沒有改變。

　　以上是講蕭何的【九章律】通用於西漢東漢四百餘年，對兩漢的社會穩定，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不僅如此，從中國法制史的角度講，蕭何定律還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所謂『承上』，即上承李悝的【法經】和【秦六經】;所謂『啟下』，就是下啟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設，對中國律令法制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新政權的建立，都要進行法制建設和改革，魏晉南北朝隋唐當然也不例外。如曹魏篡漢後，就命陳群、劉劭等『旁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據【晉書・刑法志】記載，繼曹魏之後的西晉政權也進行了法制改革，『就漢九章，增十一篇』，合為二十篇。東晉沿用西晉律制，沒有什麼變動。其後劉宋、蕭齊王朝，除了頒佈過一些補助律令外，沒有什麼大的舉措。至梁朝，武帝蕭衍曾『命沈約、范雲定律二十篇』(【隋書・刑法志】)。在陳朝，武帝陳霸先命范泉『參定律令』，『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自余篇目綱，輕重繁簡，一用梁法』，說明陳律基本沿用梁律，兩者區別不大。在北方，北魏、北齊、北周都有法制建設。北魏以落後的鮮卑族入主中原，經過從無律到有律的過程，孝文帝以前法多而刑重。孝文改制，留心刑法，力主寬刑，然不見具體完整的律制建設，但【魏書・刑法志】記有【盜律】、【賊律】、【法例律】、【赦律】、【斗律】等律名，並依律斷獄，說明北魏已經建立起一套法律制度。北周『定大律凡二十五篇』，北齊『建新律十二篇』(【隋書・刑法志】)，說明北方政權的法制建設也沒有中斷。隋統一全國後，對法制建設尤為重視，先後三次頒佈律法。楊堅建隋之初，頒律十篇，『多采後齊之制，頗有損益』，很顯然這是過渡性措施。不久就命蘇威、牛弘制定新律十二篇，『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至大業三年又定新律十八篇，總的精神是刑罰『並輕於舊』(【隋書・刑法志】)。由此可知,自秦漢至隋的法制建設和改革，都是以蕭何【九章律】為基礎進行的，故【舊唐書・刑法志】說：『自漢迄隋，世有損益。』這就充分說明蕭何【九章律】在中國法製發展史中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在唐代，【律】、【令】、【格】、【式】的新法制已經形成，中國的律令體系已進入發達的新階段，儘管如此，在唐律中仍保留了【九章律】的主要內容。然而【九章律】的影響不延及隋唐以後，宋代學者王應麟的【漢制考】，漢律就是其主要內容之一。在清末康有為變法前後，也曾一度掀起漢律研究熱潮，如杜貴墀的【漢律輯證】、程樹德的【漢律考】、沈家本的【漢律摭遺】等漢律研究專著，都是這次熱潮中的產物。清末漢律研究熱潮的出現，一方面說明漢律，主要是【九章律】，在中國法制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為清末變法製造輿論氛圍。在方興未艾的兩漢文化研究中，對以蕭何【九章律】為代表的漢代法律文化，確實不應忽視，有予以重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