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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其次，农民的身份地位有所变化，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是被剥削、被统治阶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这种创造力的大小，往往与他们所受的封建束缚程度成反比。那么，唐宋时期的农民身份是朝着哪种方向变化呢？在门阀制度下，地主阶级按等级世袭占田，广大无地农民做为部曲、徒附，人身受到庄园农奴主的支配，户籍亦注在主人名下，封建束缚是相当严重的。但到了宋代，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地主阶级主要靠购买占有土地，佃户做为客户编入户籍，比荫附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特别是客户不再被永远地束缚在农奴主的土地上，有了退佃的迁移的自由。如今人经常引用的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诏云：“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处，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栏［？］理栏占，许经县论详。”[②]从中可以看出，宋代佃户起移，至少在部分地区，早已发生了。原规定是要取得主人发给的凭证方能他往，结果是常常受到刁难。现在则进一步明确申令，只要每年收获甫毕，客户便可起移，毋庸取得主人凭由。如果主人再行拦阻，政府将对其论处。这道诏令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民身份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当然，它在全国的实施还有一个过程，而且佃农对封建国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还存在，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丁钱和徭役，所受的剥削仍很苛重。但无论如何，与前代相比，农民身上的封建束缚确有削弱，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这是宋代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
第三，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大大超过了唐代。
宋代疆域不如唐代广袤，经济却保持全面、持续地发展。北宋时最高垦田数为五百二十四万余顷（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超过了唐代。宋代粮食亩产量一般在二石以上，在唐代这要算高产标准了；两浙地区，亩产更有高达六、七石的。著名的占城稻在北宋时期传入我国，南宋时江南各地已普遍种植，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因而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南北谷物品种，实现了空前的大交流。茶、甘蔗种植面积扩大，棉花的种植由闽粤延展到江南广大地区，棉织品日渐成为普通人的衣被原料。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在宋代，至少有496项水利工程收到了效果，而唐代只有91项。”[③]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成为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繁荣区自五代开始向江南扩展，唐代江南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迄于宋代则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大转移，这就奠定以后数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格局。除了农业以外，我们不妨再看看几种主要矿冶产品的最高年课额，它也是极能说明问题的：铁――唐代为二百零七万斤，宋为八百二十四万斤；铜――唐代为六十五万五千斤，宋为一千六百六十万斤；银――唐为一万五千两，宋为八十八万三千两；锡――唐为五万斤，宋为二百三十三万斤；铅――唐为十一万四千斤，宋为二百零九万斤。[④]我们至今所常用的两种能源：煤――在当时已大量开采，并且已成了北方民间的主要燃料；石油――已经运用到军事和医药上。此外如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更为人们所熟知。据费维恺等人研究，我国宋代城居人口比例，较清代还要高，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⑤]。在手工业方面，造船、制瓷不用说了，与科学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造纸与雕版印刷业，在质和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全国形成了许多印书中心，它为文化教育的普及、学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总之，正如漆侠同志所说，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最前列，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宋代手工业、商业以及城市经济也就以前代未有的步伐而迅速地和较大幅度地增长起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封建租佃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重要地位，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出现了以实物和货币为形态的定额地租，商品货币关系急速地发展起来等等，社会经济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所有这些发展，不仅为前代所未有，而且也远远超过了欧洲诸国两三个世纪之久，只是由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所代表的落后经济关系的渗透，以及这种关系与汉族大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农奴制关系相结合，成为我国社会前进的阻力。”据此，他强调：“那种认为我国封建社会自宋代即开始走向下坡路的论谈，更加缺乏事实根据而不符合历史实际。”[⑥]
第四，科学文化取得辉煌成就，形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主焦点”。
现在，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三大发明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强调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对推动整个人类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巨大意义，我们不能说已经认识清楚了。特别是这三大发明何以会奇迹般地集中在宋代改进、完成、运用，尚待深入地探讨。另外，宋代还有许多其他科学成就，长期以来没得到我们的足够估价，其实，它们的历史价值，并不比三大发明逊色多少。譬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机器工业的物质基础问题，便是一例。马克思说：欧洲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即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重要特征。……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磨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动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⑦]。这段话很清楚：在钟表的基础上产生了匀速运动理论，在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擦运动的理论，故云钟表与磨是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两种物质基础”。那么我国有宋一代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不仅水磨已广泛使用，还有了水转连磨，巧妙地采用了齿轮传动结构。更有苏颂、韩公廉发明的“水运仪象台”，其中擒纵装置是世界上首创的匀速运动机械装置，这是目前世界各国已公认的、当之无愧的钟表的祖先。请注意：欧洲关于钟表问题的著述，直到十六世纪才问世。可见，我国宋代就已把钟表和磨这“两种物质基础”，默默地贡献给了人类社会。如果再加上三大发明等，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进入现代文明所需要的主要科学技术前提，在宋代就已奠定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的辉煌时代，我们应深深地引以为自豪！在这里，我认为很有必要引述一下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的精确见解，他认为，中国宋代的文化和科学，大大超过了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的代数学在宋代达到最高峰”[⑧]。这些话，当然不是溢美之词。除此而外，宋代在文化方面，如史学、文学等，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成就极为可观，这里不用多说了。需要提一句的是，我国学术是在研究理学产生的渊源与特点时，往往强调它是糅儒、佛、道于一家，这固然是对的。但是绝少强调和阐述繁荣的宋代科学文化对理学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个很大的不足之处。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对理学存在片面认识的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宋代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已走下坡路，而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如果说，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童年，唐宋时代则是它的壮年，是它的成熟期。白寿彝同志近年来也很强调这样一种看法：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明清才是衰老时期。他说：“宋元时代，有人把它划成封建后期，我看是不对的。”[⑨]迄于宋代，中国封建社会还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若没有其它因素的干扰、阻碍，谁能断言中国不会率先踏入近代文明的门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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