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義利思想片論(9)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　孟子荀子的影響


    通過對宋代社會義利思想的整理和歸納，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義利思想與欲望論的認識有着緊密的關係。似乎可以看到有什麼樣的欲望論便會產生什麼樣的義利觀的思想傾向。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在宋代主要有兩種欲望論，一種是繼承傳統儒家思想的理學的欲望論，其主要思想是主張『寡慾論』或者主張『滅人慾』；而另一種思想則是以反傳統義利思想者們提出的，他們認為，人慾與生俱來。前者持有『寡慾論』思想的主要以陸九淵為代表，而『滅欲論』主要是以朱熹為代表。後者提倡人慾的主要是以功利主義學派為代表，例如陳亮看來，人慾是與生俱來的。『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嗅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57]『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58]。這些表明人們有各種各樣的欲望，而這些都是由於人性決定的。從這些認識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些認識都源於兩個傳統的關於欲望的認識。一個就是以孟子為代表的『性善論』，而另一個是以荀子為代表的『性惡論』。前者的思想決定了『寡慾論』和『滅欲論』，認為『養心莫善於寡慾』，這種認識誇大了『義』的作用，從而為『義主利從論』的合理性進行辯護。而後者則思想決定了一種對人性的理性的思考，正因為對個人私慾的承認，才使宋代學者對利進行了深刻的認識，從而對傳統義利思想進行了否定。

  
    （三）　義利與王霸


    在宋代關於義利思想的探討過程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把義利與王霸兩者有機的聯繫在一起。關於王霸思想的探討在宋代並不是首次提出，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關於王霸思想的探討。但是到了宋代與以往不同的是，王霸思想與義利思想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而且從王霸的角度來探討義利的問題。
這種王霸思想與義利之間的結合是有一定歷史原因的。這是因為兩宋時期由於較長時期受到北方半游牧民族的侵擾，宋朝一直向北稱臣。所以一些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宋代知識分子便提出社會改革的要求，希望加強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勢力，以圖恢復宋朝在北方的統治[59]。但是改革派的要求和主張損害了一些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大地主階級對改革進行阻撓。在發展經濟方面保守派主要利用傳統的『利主義從』論來反對改革派的經濟方面的改革，而利用『貴王賤霸』的思想來阻撓軍事改革的進行。由此在這一特殊時期，王霸與義利兩者被結合在了一起。例如陳亮在同朱熹關於王霸義利的爭論中就表達出，能夠使國家社會富強的『利』就是『義』，使國家免受其他國家的威脅的『霸道』就是『王道』的思想主張。

  
    （四）　義利和平等與效率


    關於什麼是義什麼是利，自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給出了定義，但是到了宋代對兩者的認識產生了巨大變化。對於保守派主要是朱熹的認識，他認為，『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60]。而代表義利認識最高水平的則是葉適。葉適關於義利的認識已經認識到了義與利實際上是公平與效率的關係。而這種認識實際已經達到了目前經濟倫理認識的最高水平。


    葉適的這種認識主要體現在他對土地制度的認識上。關於土地制度，以往學者往往認為土地制度應當恢復到周朝的井田制度，認為井田制度是我國封建社會的一種理想的土地制度。但是葉適卻提出了與以往的學者不同的認識。在葉適看來井田制度沒有恢復的必要，這是因為在井田制度下，人們往往看到了公平而沒有看到效率，因為井田制度是一種非土地私有制，存在着產權不清，因此生產會產生一定的激勵不相容，由此產生委託代理關係的生產績效的下降。所以在葉適看來井田制度沒有恢復的必要。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葉適在這裡看到了平等與效率的關係，看到了以往舊制中存在的效率問題，而新制度下存在效率卻又失公平。所以葉適在這一時期對於義利關係的認識已經達到了平等與效率的程度。而這種認識也達到了現代『義利』關係認識的最高水平。

  
    （五）　宋代義利思想的影響


    宋代社會知識分子對義利思想的認識體現了我國封建社會義利思想認識的最高水平，宋以後各朝代的社會時賢僅僅是在其基礎上發展並沒有多少理論上的突破。明清時代的『義利觀』主要是在宋人義利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結果，由於材料很多僅舉最具思想性意義的幾種論點如下。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丘浚說：『利之為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為義，退一等則為害，這是將以往的認識二分法向三分法拓展，改變了自古以來『義利觀』認識的基本方式和邏輯。他接着還說『以人君而與商賈爭利，可丑之甚也。』[61]海瑞強調了義利轉化關係並發展了反對與商賈爭利的思想。海瑞提出聖人也言利，『有天下而諱言利，不可能也。』他所謂的『言利』包括利民與利國，其突出點是『利國之道於利民得之』[62]，糾正了以往強調『利國』就要『專利』或者強調『利民』就要反對『富國』的思維邏輯。宰相張居正提出『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63]，強調的是以心理動機而不是實際行為來判斷義利，這在思想史上是很有新意的論點。大思想家黃宗羲則主張『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64]要求用經濟倫理來約束君王，按人性滿足民利。而王夫之則提出『義或有不利』，『義者，正以利所行者也。』[65]他恐怕是第一個提出『義或有不利』者。顏元更是徹底，直接將董仲舒之言改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66]此外，在實踐上，這些經濟倫理思想特別是新安理學的發展，其直接鑄就了中國近代一個龐大商人群體――徽商的商業理念。總之，這一時期的『義利觀』不僅在論點內容上思維邏輯上較前人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在實踐上更有驚人之舉。從這些認識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沒有宋代思想家們對義利之間的深刻認識，這種認識是不可能的。


    結束語

  
    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不僅孕育了燦爛的農業文明，同時也產生了具有明顯倫理色彩的中國文化（錢穆，1994）。本文僅僅對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一段時期――約三百年的義利思想史進行考察。雖然在這三百年裡相對於整個封建社會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其物質文明之發達、科學技術之先進、思想文化之繁榮是我國這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最高峰。儘管義利思想最初產生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並在自秦漢以後得到廣泛的發展，但是在宋代義利思想卻被發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一時期里，既有對傳統儒家義利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也有反傳統公開言利的義利思想的產生。而且在這些義利思想中又添加了一些新的因素。在傳統的儒家義利思想中，儘管義主利從的主流地位沒有被改變，但是宋代的儒者們根據宋代儒學發展的新因素囊括到傳統的義利思想之中，使儘管是傳統的思想也具有了新的活力。在反傳統的義利思想中，這種新的因素更豐富，浙東的各實用功利主義學派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公開反對傳統觀點，他們能夠從客觀事實出發尊重和承認人的基本欲望的存在，更加清楚的認識到『利』在富國中的重要性。這些認識即使到了今天也對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維持市場經濟秩序良好運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僅僅對宋代義利思想進行了一個粗略的概括和總結，希望該文對宋代義利思想的研究既有利於中國古代義利思想史的研究發展，又有利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建構，發揮其道德調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