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拓宋代史料的視野與【三言】、【二拍】（1）

  來源: 中國文學網

一、開拓宋代史料的視野，兼談所謂資本主義萌芽
　　中華古史悠久，史料太多，治史者一般只能從斷代史著手。但是，天長日久，若釘住本斷代史的一兩個領域，不能上下串聯，左右旁鶩，亦勢必作繭自縛。治斷代史的好處是能夠深入，其拘限是不易貫通。盯住一兩個領域，一般說來，總是會有深入的餘地，但若能適時跳槽，從事其他領域的研究，即使若干年後，以更寬的視野重新研究，效果肯定會更佳。
　　宋史的資料卷帙龐大，超過了前代史料總和，難以遍閱，而與其前後左右銜接的五代、遼、西夏、金、元的史料也不可不讀。人們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宋代的史籍、筆記、文集等，這並沒有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就逐漸顯得不足了。
　　例如傳世的宋人儒經和諸子的注釋，是相當豐富的宋學資料庫，儘管許多文字艱澀難讀，卻是深入研究宋學所必讀。直到近年以來，漆俠、楊倩描等先生方才進行開發利用。【道藏】也有相當豐富的宋史資料，但許多作品的年代就不易確定，人們欲利用它們，首先須下一番年代的考訂功夫。爲了寫歷史小說之需，我不得不了解郭京的六甲神兵，就附帶考證了【道藏】中的【上清六甲祈禱秘法】應是宋代的作品，這還是依據兩部史籍中西夏文皮靴的音譯『吊敦背』參對出來的。 各種佛教典籍的閱讀，當然又是研究宗教史和思想史所必需，但也決不能說，對研究其他史就全然無用。
　　明清的方志當然又是宋史的重要史料。其實，不少前輩學者都利用了明清方志，如鄧廣銘先生研究辛棄疾，張政R先生著【宋四川安撫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事輯】， 都曾引證明清方志的記載。記得在筆者上大學時，鄧先生曾對人說，明清方志肯定有宋代史料，可惜他自己一時沒有精力遍查。真正重視明清方志，並且大量利用，是始於梁庚堯先生。我曾因留心宋代福建的史料，以爲有所心得，寫過一篇【宋朝福建路經濟文化的發展】， 直到讀了梁先生的論著，方才明白，拙文的最大不足，就是沒有大量查閱明清的福建方志。明清方志保存的宋史資料是十分豐富而可觀的，主要是因爲徑抄宋代方志、金石等文字。例如宋代五等戶最完整的史料，竟是【嘉靖惠安縣誌】提供的。 南宋後期，史料偏少，但如【嘉靖惟揚志】卻提供了當地駐軍的較豐富的記錄。 一個時期內，我開始注意東南沿海的明清方志。一般認爲，這個地區的明清方志修得好，至於北方和四川，因爲經歷金和元兩次大戰禍，似不可能有多少宋代史料。但此種看法又被推翻。例如民國的【滑縣誌】中，就保存了北宋滑州城行會的石刻記載。最近，河南大學研究生梁建國先生的論文，就援引了【嘉靖彰德府志】抄錄宋相州志中有關各縣的管與村的記錄，這對於了解宋代鄉村基層組織，自然相當重要。顧宏義先生【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陳國燦先生【宋代江南城市研究】等都大量引用明清方志。
　　當然，明清書籍援引宋的記載，並不限於方志。最近拜讀王菱菱先生在【中國經濟史研究】２００１年４期【明代陸容〖菽園雜記〗所引〖龍泉縣誌〗的作者及時代】，考證了陸容所引的【龍泉縣誌】系宋代陳百朋的作品，頗受教益。此論文除了論證宋代的火爆法生產技術外，還有如下一段記載：『大率一籮可得銅一斤。每銅一料，用礦二百五十籮，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僱工八百餘。』依筆者的理解，此處『僱工』的『工』不是指工人，依上述礦、炭和柴等原料額，另加人工操作冶煉，煉二百五十斤銅，無須有使用工人八百餘人的規模。一人勞動一日，謂之一工，或稱功，這是當時普遍的計量單位，『僱工』即是指依每一工支付的工值。 大致產銅一斤，約費三個多工。【朱文公文集】卷20【與曾左司事目札子】說，南康軍『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年以三百日爲期』，『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此處也用『工』作爲支付雇值單位，皮匠和鐵匠平均每工二百八十八文。此條史料可與【龍泉縣誌】互相印證。
　　此處順便談一下對所謂中國古代社會中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看法。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農業作爲主要產業，是適合個體經營的，有很長時期的穩定的租佃制。古代也有作爲次要產業的手工業和商業，而大工商業是不適合個體經營的。從史料上看，大工商業大致可有三種經營方式，一是使用奴隸，這在秦漢的史料中相當明顯，二是使用僱工，這在明清的史料中相當明顯，三是商人和手工業者聯合經營。姜錫東先生注意到宋代商人『連財合本』， 手工業者也有類似情況。古代大工商業經營發展的總趨勢，是以僱傭製取代奴隸制，唐宋之際正是此種轉變的重要時期。前引王菱菱先生援引的『僱工』史料，又提供一條重要的史料新證。
　　一些學者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角度，是側重於手工業的僱傭制，並且認爲，只有到明中期，方才算得上有資本主義萌芽。的確，自唐宋到明前期，如今找不到大量手工業的僱傭制記錄，古代大量的史料堙沒，是無法再生的。但是，在這八、九百年間自然不可能沒有大工商業，此類大工商業又是如何經營的呢？從相當稀缺的史料看來，唐宋大致已不像秦漢時期那樣使用奴隸，而確是僱工或聯合經營。例如文同【丹淵集】卷３４【奏爲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明確記錄了當地大量使用僱工的情況。有人認爲，井研縣是落後地區，沒有代表性。其實，井研縣就宋代而論，也算不上落後地區，而即使算落後地區尚且如此，先進地區豈非是理應僱工更爲普遍。明代前期的大工商業經營似也應如此。
　　已故的前輩學者、明史大家王毓銓先生在晚年，很不贊成使用『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我個人也有同感。因爲西歐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其實應有政治、經濟、思想、科學等諸多因素的綜合配套，不可能是手工業僱傭制的單一因素。某些促使西歐封建制和農奴制瓦解的因素，例如土地買賣的興盛，貨幣地租的發展，工商業中僱傭制的發展等，是在中國古代長期存在的，即使晚到清朝，也看不出此類因素會使中國這個以租佃制爲主導的農業社會行將解體。
　　總之，唐宋時的大工商業僱傭制是存在的，但今人不必將此視爲資本主義萌芽。儘管此類僱傭制與近代資本主義僱傭制有相似或相近的方面，事實上卻沒有因此而產生近代資本主義社會。
　　考古文物資料當然也是重要史料，文字的表述有局限性，有時遠不如圖片和實物真切。我個人不常查閱考古、文物之類雜誌和書籍，朱瑞熙先生在這方面比我強得多。我們撰寫【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最後的配圖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擔，堪稱駕輕就熟，沒有長期的積累，是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就完成的。古人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資訊時代，許多門類的學科無此必要，但對史學而言，學者到各處參觀名勝古蹟，是很有必要的。例如研究宋朝軍制，山西沁縣城內關帝廟宋碑和河北定州開元塔的施主題名，就提供了重要史料。
　　我國有繁多的家譜傳世，其中往往追溯到宋代，當然有史料價值。例如許懷林先生的【『江州義門』與陳氏家法】，就是使用了清道光時的【義門陳氏大成宗譜】。 但是，傳世家譜中顯然有許多亂攀祖宗的情況，確實需要認真考證和甄別。朱瑞熙先生有一次與我談及此事，都有同感。一位研究唐史的吳麗娛先生給我看一部周恩來的傳記，我讀後，建議她寫一篇澄清史實的文章，論證周恩來的祖先其實是冒認宋代理學家周頤爲祖宗。文章在【歷史研究】刊出後，周氏人群譁然，一時之間，紛紛來信，對吳麗娛先生責難，其實又講不出什麼道理，因爲他們畢竟沒有史學素養。類似的情況當然不止是周氏一個宗譜。上世紀八十年代，報上接連介紹了幾個岳飛後代的宗譜，我對鄧廣銘先生說，這幾個岳氏宗譜看來都是偽托者，鄧先生表示完全同意，因爲宗譜上所載顯然與岳珂的【鄂王行實編年】等宋代史料不合。不料１９８３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岳飛新傳】，竟在不徵求本人意見的情況下，使用一部【岳氏宗譜】作封面，真令人啼笑皆非。爲了對一些宗譜祛偽，朱瑞熙先生撰寫了【〖須江郎峰祝氏族譜〗中的偽作】。 我也寫了【岳飛後裔考略】， 在張政R先生論證的基礎上，論述【唐門岳氏宗譜】作偽，而在【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的自序中，也對傳世【貢氏宗譜】中【武德大夫貢文憲公傳】之作偽，作了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