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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华夏风韵 王安石变革，是在“法先王之意”的旗号下，来实现他自己的适应现实状况的革新的意图。“先王之意”如何去证明？王安石同样需要用经学来证明。于是王安石提出了一套新经学，其基本用意就是为改革做思想准备，其方法就是按常情而不是按神秘主义的东西去解释经的本义，这同欧阳修等古文家们的治经方法是一致的。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年）改革科举考试办法时，罢诗赋而改试“经义”，把《诗》、《尚书》、《周易》、《礼记》列作考试的经典，他还主持撰有《诗》、《尚书》、《周礼》三经的“经义”，颁于学馆，作为举子们的必读书目。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王安石不把《春秋》列举在考试的经典之内。董仲舒以来的儒家们，多把《春秋》的地位放在其他诸经之上，其中借《春秋》而发挥的阴阳灾异说，影响更大。王安石轻视《春秋》，显然是因为他对《春秋》灾异学不以为然。而反对王安石变革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却更重视《春秋》，他编撰《资治通鉴》，实际上就是续《春秋》，表现出他重史、重传统的学术倾向，而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保守派的倾向。
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即“天变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表现出了藐视传统流俗，锐意改革的决心。其中“天变不足畏”，反映了王安石对灾异说的看法，是针对借灾异而反对变法的论调而发。王安石开始变法时， 那些代表官绅豪强大地主阶层的保守派的官僚士大夫们，全都拿“天变”来向宋神宗进行恐吓，企图阻止变法。御史中丞吕诲，在熙宁二年就上疏弹劾王安石：
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 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伏惟阶下图治之宜， 当稽于众。方今天灾屡见， 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21]
吕诲要把“天灾屡见，人情不和”归咎于变法，从而制止变法。但他弹劾王安石并没有得逞，于是又宰相富弼，在熙宁二年罢相离任时对神宗说， 王安石“所进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责罚， “诸处地动、灾异”， 所以“宜且安静”，不宜改革。和司马光一同做翰林学士的范缜，在熙宁三年正月了上疏说：
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 而中外尺疑也。 陛下以上圣资， 励精求治， 宜先道德以安民心， 而服辊夷。 有司乃皇皇于财利， 使中外人心惊疑不安，臣恐四夷有窥我也。乃者天雨土，地生毛， 天鸣， 地震， 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 罢青苗之举， 归农田水利于州县， 追还使者，以安民心而释中外之疑。[22]
这是借灾异、天变对王安石青苗法、水利法及对外政策进行攻击。做御史的程颢，虽然有改革的思想倾向，但对王安石的新政也持反对态度。他先于三月四日上《谏新法疏》，反地苗等法，接上又于四月十七日再上疏说：
天时未顺， 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 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象、俯察人事者也。[23]
保守派们反对变法，都是借灾异来危言耸听，仿佛新法不止，天变、灾异就会连连不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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