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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華夏風韻 歐陽修這種對『天命』的大膽懷疑，表現在災異觀上，就是對『災異譴告』說某種程度上否定，認爲日食、星變等怪異雖然不能斷然否定，但不認爲它們與直接與人事相關。這又表現在他的史學觀上，他撰寫歷史，重人事，輕天命，承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認爲董仲舒、劉向、劉歆等的天人感應說，是『曲說以妄意天。』所以他說：『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而在【新五代史】中，他一改漢以來書史必言『五行』的做法，乾脆就沒有包括『五行志』一章。但畢竟經學中有涉及災異的內容，一概削去在當時似也難被接受，所以在稍後編撰的【新唐書】中，他做了一些折衷，保留【五行志】，但編纂原則是『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對此歐陽修這樣解釋道：
聖人不絕天於 人 ， 亦不 以 天 參 人 ． 絕 天 於 人 則 天 道 廢 ， 以 天 參 人 則 人 事 惑 ， 故 常 存 而 不 究 也 ． 春 秋 雖 書 日食 、 星 變 之 類 ， 孔 子 未 嘗 道 其 所 以 然 者 ， 故 其 弟 子 之 徒 ， 莫 得 有 所 述 於 後 世 也 ．』所以他強調要修吾人事： 『人 事 者 ， 天 意 也 ． 書 曰 ： 「 天 視 自 我 民 視 ， 天 聽 自 我 民 聽 ． 」 未 有 人 心 悅 於 下 ， 而 天 意 怒 於 上 者 ； 未 有 人 理 逆 於 下 ， 而 天 道 順 於 上 者 ．[19]
歐陽修對於天文災異這種『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的做法，表現出了對災異說的懷疑，爲當時大多數提倡改變的古文政治家所採納。但這並不是說，宋代一下子就把這種『天人感應』的災異說掃除了。事實上，『天命』、『災異』等觀念在人們思想中根深蒂固，隨時都會泛濫。如宋真宗時大搞神道設教，搞封禪，修宮觀，舉國騷然。王欽若、丁渭等在士大夫中颳了一股奏祥瑞、獻讚辭的妖風。這是宣揚天命的另一種做法，把某些怪異說成是祥瑞，而不是『災異』，但本質是一樣的。又由於『天命』、『災異』等事關政治，所以不同政治見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關於天文災異的論爭就會不斷出現。下面我們要敘述的就是發生在王安石變革中的爭論。
三、 王安石變法與天文災異論說
北宋重視知識，重視人才，通過科舉吸收了大批知識分子進入官僚機構，形成了士大夫階層。這些士大夫們很多是從一般平民出身，憑藉其知識與學問而步入領導階層。知識分子真是可以實現儒家所謂『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了。這樣的士大夫，他們對國家與社會往往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而且自我的信心也很足。國家的興衰安危，好像就是他們的職責。如范仲淹就是從平民成爲宰相，他的『先天下而憂而憂，後天下而樂而樂』不朽名言，實際上就是北宋一代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與思想抱負的寫照。一個學者，即便是沒有官職，他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批評政治得失，提出改革意見，如蘇洵就這樣做過。這說明知識和學術本身就已經成爲某種權威，統治者對此不能不予以重視。如前所述，改革與創新是北宋學者的共識，因爲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社會理想，也只有通過提出改革建議，才能施展他們個人的政治抱負。所以在北宋，知識分子談論最多的就是『變革』與『新』，我們可以見到無數的以『新』爲標榜的著作與主張。所以『改革』可以說是北宋一個時期的思想大勢。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改革決非易事。北宋學者，不管是『古文家』還是『理學家』，不論是『新學』派還是『蜀學』派，在學術與理論上都可以有改革的積極主張，但是當涉及到具體的改革時，情況就不那麼簡單。宋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主張政治改革，實行所謂的『慶曆新政』，但『新政』很快就在舊勢力的阻撓和政敵的反對中失敗了。到了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改革時，不但舊的保守勢力反對他的新政，就連過去思想上比較傾向於改革的一些學者（如程顥）也轉而反對新政。這裡邊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可想而知。不同的政治主張最終導致不同的學術見解，而學術爭論就會在政治鬥爭中展示出來。
熙寧元年（1068年），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要做有爲之君，想通過厲行政治改變『積貧積弱』的國勢，於是起用王安石，由翰林學士而參知政事，實爲宰相。王安石歷來提倡改革，早在嘉v四年（1059年）向宋仁宗寫了一封長達萬言的【言事書】，提出要『變風俗』，『改法度』，他又做過多年地方官，有試行一些新政治措施的經驗，於是他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開始推行大膽的改革措施。王安石的新法，主要是一些經濟改革措施，包括青苗法、均輸法、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稅法，另外還有一些教育、科舉、軍事上的改革。王安石變法，是20世紀以前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改革之一，有學者甚至把它與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相比附[20]。但是這場變革在當時並不是很成功，遇到了保守派與頑固勢力的極力阻撓，引起了激烈的政治鬥爭。其中鬥爭的一種方式就是關於天文災異的論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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