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1)

  來源: 歷史千年

關鍵詞：宋代　史家　憂患意識　儒家文化
　　論文摘要：憂患意識是中國知識階層的一種優良的傳統意識。這種意識既是對歷史的沉思，更是對現實的感受，它主要表現為知識階層對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和前途的關注。具體到史家身上，憂患意識主要表現為對於朝代、國家的興亡盛衰的關注，以及對於社會治亂安穩、民生生存的終極關懷。兩宋重用文士的國策和內憂外患的國勢，大大強化了士大夫和史家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憂患意識，使其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張揚。
　　『憂患』作為一種思想意識，是指人們面臨自然、社會與人生所遭遇的患難而產生的憂慮與思索。它既是一種亢奮、悲憫的心理情緒，更是一種執著追求的價值選擇，其發展的極致就是關心國家前途、關注民族命運以及形成強烈的愛國情感。自從有了人類，也就有了人類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作為人們直面自然、社會、人生的經驗而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歷史和現實中發揮着積極作用。可以說，沒有憂患，就沒有危機感，就沒有追求，就沒有前進的動力。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強勁生命力，就在於其憂患意識源遠流長。它從古到今連綿不斷，逐漸積澱到民族心理的深層，演化為中國文化的一種普遍品格，成為中國人民，特別是其中知識階層的一種優良的傳統意識。這種優患意識既是對歷史的沉思，更是對現實的感受，它主要表現為人們對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和前途的關注。具體到史家身上，這種意識，主要表現為對於朝代、國家的興亡盛衰的關注，以及對於社會治亂安穩、民生生存的終極關懷。之所以有這種反映，是同史家的本質與功能密切相關的。
    一、史家的憂患意識傳統
    中國古代史家歷來就有一種憂患意識。孟子評論孔子作【春秋】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軾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川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時的一種憂患意識。孔子的憂患主要是對現實政治的憂患，用他的話說就是『天下無道』，於是他提出了『禮治』的治理方案;還有一個憂患，就是對禮崩樂壞、文明危機的優患，對此，孔子的立場很明確:『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可見，孔子作【春秋】就是帶着強烈的憂患意識，帶着為社會、為政治服務的目的而對過往歷史進行評論褒貶的。毫無疑問，這是孔子優患意識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最大價值。
　　司馬遷父子撰述【史記】的最初動機，是出於對史職的忠誠和執著。這就是司馬談對司馬遷說的一番話:『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談之所懼，是『廢天下之史文』的問題。他懷着強烈的優患意識，抱着搶救天下史文的崇高目的，希望兒子能繼承自己的未竟事業，撰寫【史記】，以繼承前輩史家的傳統和偉業，把春秋戰國諸侯相兼和漢興以來的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光榮業績載於史冊，使其流芳千古。然而，當司馬遷進人到具體的撰述之中的時候，他的思想已經不只是集中在『史文』問題上了，已經不只是對『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進行讚揚和稱頌了，他對漢武帝統治下的社會前途表現出了深深的憂慮，他對『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偕於上，無限度』的社會時尚表現出了隱隱的不安。於是，他的嚴肅的史學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筆無所不指，即使是漢武帝本人也不能倖免，顯示了作者關心國家前途強烈而深沉的憂患意識。尤其可貴的是，作者的這種優患意識是在漢武帝統治的極盛時期萌發的，更折射出作者對國家對民族高度的責任感!不僅如此，司馬遷所以能夠歷盡艱辛、忍辱負重、克服精神與肉體的巨大折磨，最終完成不朽巨著【史記】，也是從前輩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話說:『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他說:『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殯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顯然，正是司馬遷身上沉重的人生憂患意識、社會憂患意識和文化憂患意識最終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創』之作，而這也正是中國傳統史家的優良品質!
    司馬遷處在西漢由鼎盛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他對歷史的遠見卓識和敏銳眼光使他看到了這一變化，故而發出了『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的感嘆。唐代史家吳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經歷。吳兢生活在唐代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他經歷了唐代的盛世年華『開元盛世』，同時也敏感地覺察到唐玄宗開元後期滋生起來的政治上的頹勢。於是，他寫出了著名的【貞觀政要】一書。吳兢認為，此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其義在於『懲勸』。吳兢對於此書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說:『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可見，史學家吳兢是很『現實』的:與其侈談堯、舜、文、武，不如就從學習本朝『貞觀之治』做起。他的這種現實的態度，既是對唐太宗時『政化』的仰慕，又是出於對唐玄宗開元後期李林甫、楊國忠輩當政的憂慮。而且此書以【君道】開篇，以【慎終】結束，也反映出了這位史學家深沉的憂患意識。同樣，唐代的另一位史家杜佑也是懷抱着『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的政治胸懷和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寫出了貫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學家，又是洞察歷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學看作是施政的參照，又把政治視為史學所指示的歷史前途的理想和實踐。可以說，促成杜佑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為重要的還是安史之亂後唐王朝衰微國勢帶給他的強烈的憂患意識。
    二、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與歷史撰述
　　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既有史家憂患意識傳統的影響，又有時代情勢的激發。   
  　宋代是一個充滿憂患的年代。宋朝建立後，面臨着種種矛盾，一是外患，二是內憂。宋的統一隻是局部統一，無論北宋還是南宋，都不是當時中國的統一王朝。北宋時，有遼、西夏同北宋對峙。南宋時，則有金朝雄據淮河、秦嶺以北的中國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遼、西夏和金，都不斷對宋朝進行侵擾。而兩宋統治集團，腐敗無力，國力相對屏弱，在對付外患方面軟弱無力，最後都被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所滅亡。內憂則是指社會政治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異常尖銳，錯綜交織。反映在思想上，則是由於佛教的衝擊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明儒學的興起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遭到中華大帝國的解體和佛學的挑戰時的覺醒。
    基於以上原因，宋代士大夫階層的憂患意識就顯得格外凝重，他們特別關注國家事務、關注百姓疾苦，關注中國傳統文化，這正是宋代知識階層憂患意識的表現。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出了這種憂患意識的深沉的境界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優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意識與境界繼承了孔孟『樂以天下，優以天下』的思想。但范仲淹倡導先天下而憂患，後天下而快樂，而且上優國下優民，界高遠而視野寬泛。並且孟子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搶仲淹則有所超越，立志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這種進退窮達皆憂天下的憂患觀，體現了為崇高理想而奮鬥的進取精神，為知識階層樹立了新的人格風範，在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岳陽樓記】因此而成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繼范仲淹之後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變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萬言書】中，分析了當時社會的種種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憂慮。【萬言書】提出的社會問題是:『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犬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視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蕙蕙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囚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蔥蔥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憂患意識，已經超出了個人的思想與器局，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靖康之變，二帝北狩，面對山河破碎、國破家亡的情境，宋代士大夫憂患意識的重心便從內憂轉向外患。『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胭』，岳飛激昂的鬥志，代表了南宋士大夫的呼聲。於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憂患意識，便落實為以抗金復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由此，我們看到，在國難當頭之際，宋代士大夫不計個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動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雖屢遭挫折和打擊，但抗金救國、恢復失地的雄心壯志始終未泯。可以說，宋代士大夫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是內憂外患的宋代得以存續三百餘年的文化基石。
    毋庸置疑，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成和發展的。同士大夫比較起來，史學家的憂患意識具有更加突出的歷史感，司馬光【曆年圖序】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歷史感，他寫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亂;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惡，故世有興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國家者，雖變化萬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見於【詩】、【書】、【春秋】，臣愚不敢復言。今采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舉其大要，集以為圖，每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其天下離析之時，則置一國之年於上，而以朱書諸國之君及其元年繫於其下，從而數諸國之年，則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為五卷，命曰【曆年圖】。』這是司馬光在撰寫【資治通鑑】之前所撰寫的一段文字，從中可以看出，史學家同士大夫對世事的憂患是相同的。司馬光同王安石雖政見不合，而在憂患意識方面卻並無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變法，一方面又慨然為司馬光所主編的史書作序，並賜名為【資治通鑑】，正可表明其間的相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