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與唐宋社會變革（2）

  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漢晉南北朝，對那些巨額財富的佔有者，社會上多稱之為『豪強』，整個社會從觀念上對之加以拒斥，政府則對之主要採取抑制的政策。而自北宋開始，政府不僅放棄了傳統的『立田制』、『抑兼併』的政策，而且將社會上的財富佔有者作為國家的根本來對待。宋太祖在立國之初就說：『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耳。』【19】社會上也從拒斥轉向認可。當時人曾說：『兼併之有，一歲坐收息至數萬貫，此輩除侵牟編戶齊民為奢侈之外，於國有何功而享此厚奉？然人情未嘗以為此輩不當享此厚奉者，習所見故也。』【20】這說明『富民』階層得到了社會的承認。


　　『富民』與財富佔有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財富佔有者除包括『富民』階層外，還有大批官僚貴族，他們也佔有大量社會財富。而『富民』則是專指那些佔有大量社會財富但沒有特權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有的是靠佔有土地致富，有的是靠經營工商業致富，還有不少是農工商各業兼營。這個群體，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經營工商業致富的機會，是土地買賣的盛行創造了佔有大量土地的條件。這個階層的崛起，完全是財富力量作用的結果。唐宋社會，雖然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貧富久必易位』，【袁氏世范】說『富兒更替做』，樓鑰更指出『朝為富室，暮為窮民』【21】，『富民』處於不穩定狀態，但由於在一部分富者貧的同時，也經常有一部分貧者富，所以，從整個社會來看，『富民』階層則是穩定的。


　　因此，唐宋社會的『富人』階層，已沒有漢晉南北朝時期的那些特權，更不能象門閥士族那樣把持地方政權，他們所有的主要是對財富的佔有。其他權力多由此而派生。袁采的【世范】列有『處富貴不宜驕傲』、『富家少蓄金帛免招盜』、『富家置產當存仁心』等目，顯然這是當時『富民』階層的治家之訓。從家訓中可以看出，『子弟不可廢學』，通過科舉仕進為官僅只是『富民』家庭的一種追求。這種追求是否能成為現實，取決於諸多條件。從整體上看，『富民』階層應是沒有特權的平民。因此，在當時人看來，『主戶之於客戶，皆齊民』。【22】


　　『富人』階層的出現，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首先，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關係。商品經濟是一種面向市場的經濟，它以市場為導向。市場交換要求經濟主體對產品具有充分的所有權。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促成私有制的發展和鞏固。中唐以後，均田制崩潰，土地私有制不斷排擠土地國有制。宋代，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併』政策，對土地私有加以承認。顧炎武曾說：漢唐之間，民間將土地的佔有者稱為『豪強』或『兼併之徒』，而人宋以後，則『公然號為田主矣』。【23】表明土地私有在社會上已得到合法認可。這個過程，也就是產權制度確立的過程。以往，我們注意到了土地私有制主導地位的確立，但沒有上升到產權制度的高度加以分析。


　　不同的產權制度下，經濟利益主體的角色、功能和作用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宋代以來，最大的變化就是擁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在經濟中取得了主導支配地位，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主角。葉適論述道：『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24】北宋人蘇轍也強調：富家大姓，『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擾，亦非所當去也。』【25】有鑑於此，宋王朝一改傳統的『抑兼併』政策，轉而『不抑兼併』。有部分學者過多強調趙宋王朝代表地主階級利益，因而保護富人。其實，這主要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大勢使然。


　　其次，『富人』階層的出現，促進了生產關係的變化和發展。我們知道，中唐以後，租佃契約經濟關係得到廣泛發展，成為整個社會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生產關係。這是當時生產關係領域重大的新發展和新變化。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富人』階層成為社會主要的財富尤其是土地佔有者使然。因為，『富人』沒有特權，他們所有的主要是財富。這就決定了他們不能靠超經濟強制去剝削耕種者，而只能主要通過租佃契約實現對耕種者的剝削。以往，我們一想到封建社然要經歷一次重大的變化。


　　傳統的價值觀念強調『貴義賤利』，而商品經濟是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形式，講求利益是其內在規定。唐宋時期，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言利的思想主張日益抬頭，一批思想家對傳統的價值觀念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唐代，部分進步思想家已公開言利。如白居易就說：『日出塵埃飛，群動互營營。營營各何求，無非利與名。』【26】進人北宋，言利之風更盛，對傳統價值觀的批判更為尖銳。李覯是其重要代表人物。他強調：『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指出利慾為人性之本，不許言利是『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並將矛頭指向孔孟，說：『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裏、百裏而王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蹁矩，非無欲也。』【27】稍後，蘇洵作有【義者利之和論】，進一步指出：『利亡則義喪』，『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28】，批評過去將義利完全對立的觀點，闡述義利二者具有統一性。到了北宋中期，王安石繼續闡發了義利相統一的思想，說：『利者義之和，義固為利』【29】，並以之作為變法的旗幟。可以看出，從中唐以來，言利思想與傳統價值觀的鬥爭一直貫穿始終，成為社會思想觀念發展變化的一根主線。


　　價值觀念的這樣一種變化和發展，最終導致了功利主義學派的興起。南宋時期，以陳亮和葉適為代表的功利主義學派，反對道學家空談性命，志存經濟，主張經世致用。葉適曾明確指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30】朱熹斥責他們『專是功利』，說：『今浙中人卻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31】功利主義學派產生於南宋的浙東地區，這並非偶然。這裏，商品經濟發展，『渤海之民罕傳聖人之學，習俗浮泊，趨利而逐末，故雖有良子弟，或淪於工商釋老之業，曾不知師儒之道尊而仁義之術勝也。』【32】從功利主義學派興起的環境來說，它強調功利，無疑就是商品經濟注重人性和追求利益的本性在人們思想觀念中的反映。因此，陳亮曾提出『農商相補論』，葉適一反千年傳統，從根本上第一次否定重農抑商的思想，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與他們的商品經濟思想互為表裏。所以，就功利主義思想而言，大談言利是表，商品經濟的發展才是裏。


　　以往在研究唐宋社會的變革時，大家往往忽視對思想觀念特別是價值取向的考察。實際上，這是一個社會深層次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規定着社會發展的方向。在探討社會變革問題時，應給予充分重視。美國學者包弼德指出，以往我們主要將思想史作為哲學史的範疇來研究。這種研究，使思想文化脫離了活生生的社會生活，變成一種單純的抽象分析。這是不正確的【33】。包氏所言，極為精到。其實，價值觀念作為全社會的思想活動和精神追求，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持久的推動力，而且其影響是深層次的，它甚至可以將社會導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從整個唐宋思想史來看，義利之辨佔有極為重要的核心地位。程灝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34】朱熹也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35】黃履翁說得更為具體：『學問之道無他，明乎義利而已矣。為人君而不明乎義利，則其弊至於不仁；為人臣而不明乎義利，則其弊至於不忠；為人子而不明乎義利，則其弊至於不孝。雖然，是未可以易言也。苟不致謹於疑似之微，力辯於界分之嚴，其是非得失，蓋有毫釐之差而千裏之謬者，可不畏哉。』【36】由此可以看出，義利之辨是約束和控制人們思想行為的最重要的思想。唐宋特別是宋代，言利思想與傳統價值觀念的鬥爭，是當時一場持久的思想大解放。而思想的大解放必然帶來人們觀念和行為的變化。以宋代官吏經商方面的變化來說，據北宋蔡襄講：『臣自少人仕，於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宦之人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恥也。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懋遷往來，日取富足。』【37】如果沒有言利思想的抬頭和社會思想觀念變化所創造的社會環境，官吏經商根本不可能從原來的『避人而為之』轉為公開化行為。當時，社會價值取向從注重形式轉向注重實效和注重功利，它賦予社會發展以新的動力，整個社會煥發出一種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同時，還打破了過去沉悶的思想狀態，使社會具有活力並呈現開放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