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印製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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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印製度-管理與使用】     

    通常所說的官印，其實應分為職印與官司印兩種基本形式。職印是指以官職名稱為印章文字的官印，一官一印，並頒發給官員個人佩帶。官司印是指以府衙名稱為印章文字的官印，官司印不授於官員個人，但由官員執掌、保管，一官離任後，繼任官員繼續使用。隋唐時，官司印已開始盛行，至宋代則完全確立了官司印的地位。雖然還有以職印形式出現的官印，如『（元豐）四年，詔三省印，銀鑄金塗，「給事中印」為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為中書外省之印』（註：【文獻通考•王禮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但也完全是按照官司印的制度使用的。因此，宋代除繼承了隋唐以來對官司印的一些管理辦法以外，最終形成了自己對官印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其一，國家設置了專門的鑄印機構――少府監和文思院  


  【宋史•職官志】載：在宋代，『凡車輦、飭器、印記之造，則少府監、文思院隸焉』。但具體到北宋時期，『凡進御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彩工巧之事，分隸文思院，後苑造作所，本監但掌造門戟、神衣、旌節，郊廟諸壇祭玉、法物，鑄牌印朱記……』當時文思院隸屬於少府監，是其下屬五院之一，鑄造印記是由少府監直接負責的，並不歸文思院。但到了高宗『紹興三年，詔少府監並歸文思院』。之後，文思院就繼少府監成為國家專門的鑄印機構了。從現有的實物看，至少是在真宗咸平年之後所鑄官印的背款上，基本上都刻有『少府監鑄』。南宋官印上大多刻有『文思院鑄』。這應是少府監、文思院作為鑄印機構最直接的證據。在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方『宣撫處置使司隨軍審計司印』，是當年疏浚西湖時發現的。其背款刻『建炎四年二月宣撫處置使司行府鑄』，顯然不合乎宋代印製，對於這一情況，可有兩種解釋：一是南宋初年，時局動盪，政令不行，個別機構擅自越權為下屬鑄印。二是因統一鑄印不便，朝廷允許一些機構暫時便宜行事的結果。這類印數量不多，具體情況還需進一步研究。


    此外，少府監、文思院除直接從事官印的鑄造外，還負責制定官印的形制。【宋史•職官志】記載『元豐官制行，始置監、少監、丞、主簿各一人。監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監為之貳，丞參領之。凡乘輿服御、寶冊、符印、旌節、度量權衡之制，輿夫祭祀、朝會展采備物，皆率其屬以供焉。』這所謂的符印等物『之制』具體到官印上來，指的就是官印的形制。實際上，早在元豐改制以前，少府監就一直擔負着這項職能。王文盛是少府監的篆文官，他於仁宗景期間曾兩次上書，議定官印的形制。在第二次上書時他說：『舊例親王、中書印各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開封府方二寸，節度使寸九分，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寸八分半，防禦、團練使、轉運州、縣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闊寸六分，雖各有差降，而無令式以紀其數。』仁宗肯定了他的建議，『紹從其言，著於令』。這應當是少府監負責制定宋代官印形制最為明確的記載。在南宋，少府監這一職能被文思院承襲。


    其二，由禮部負責官印的管理


    【宋史•職官志】載：『禮部掌國之禮樂、祭祀、朝會、宴饗、學校、貢舉之政令。……若印記、圖書、表疏之事，皆掌焉。』其實，宋代的禮部對官印的管理，主要體現在對新印的頒發、廢印的收繳和銷毀。『神宗熙寧五年，詔內外官洞官合賜牌印，並令少府監鑄造，送禮部給付。』禮部成為代表國家，給各級官員頒發印記的部門。


    宋代的官印雖為銅鑄，但是由於一些衙門公務十分繁忙，官印磨損得快，竟需每年更換一顆新印。『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粗，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劇也。』再加上一些機構撤併和人為損壞，宋代各級機構每年報廢大量的官印。而這些廢印，各衙門是不能善自處理的，必須上交禮部。所以宋敏求在【春明退朝錄】中說：『予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路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最後他借鑑唐朝的辦法，建議『今之廢印，宜准故事碎之。』這是英宗治平年間的事，當時廢印只是上交禮部保存，而未做處理，但到了宋神宗時，已有了銷毀印的記錄了。『（元豐）六年，舊制貢院專掌貢舉，其印曰「禮部貢舉之印」，以廢貢院，事歸禮部，別鑄「禮部貢舉之印」。』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防止官吏盜用舊印，產生奸弊，所以【宋史•輿服志】神宗元豐六年十二月『詔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歿並賜隨葬，不即隨葬因而行用者，論如律』的記載，當是不準確的，最起碼這一詔令沒有實行施行。


    另外，從建國後數十年的考古發掘情況看，宋代官印或為當時戰敗者所遺棄，或為戰勝者所繳獲，多出土於古代遺址或江河湖泊之中，而在大量宋墓中，僅發現幾枚私印而已，至今尚未見到一枚官印。這種現象也可以作為否認宋代有賜官印隨葬的一個佐證。

北宋時期稅務官員徵稅使用的銅印

  
   其三，主要的管理制度


   1.牌印製度


   為了適應官司印的特點，宋代借鑑唐代的辦法，制有銅牌，與官印同時頒發給官員，這樣就使『諸王、節度、觀察使、州、府、軍、監、縣印，皆有銅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至於具體情況，我們可參見胡三省於【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四年】『並牌印皆沒不反』下注曰：『至唐始置職印（即官司印――引者注），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臥內，別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這就是說，官印平時由官員本人負責保管，牌由有關屬吏持有，須鈐印時，由屬吏向官員交牌拿印，用完後，再交印將牌拿回。


   2.知印製度


    宋代衙署往往有多人為主官，因而出現主官輪流『知印』的新情況。如宋代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參知政事為副相，設政事堂于禁中，作為其議事辦公機構。故【宋史•職官志一】記載：『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相之任，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參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宋初宰相雖有多人，但只指定二人分別輪流執掌中書之印。參知政事初設時職位較低，無權執掌中書之印，也不在政事堂議事。直到至道元年，才『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


    元豐改制後，廢除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職，以尚書省的副長官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右丞管理省務，並任執政（另二執政為門下、中書二省侍郎各一人），這樣，左、右丞即『掌參議大政，通治省事，以貳令、僕射之職。僕射輪日當筆，遇假故，則以丞權當筆、知印』。左、右丞就成為在假日權代左、右僕射執掌相印的實權人物。宋代之所以這樣嚴格規定『知印』與『不知印』之分，一是為了防止官員，主要是宰相一人掌印，大權獨攬；二是為了明確職責，防止官吏盜用官印，產生弊端。可以說『知印』制是對唐代牌印製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並為以後各代所沿用、繼承。


   3.臨時給印製度


    宋代對臨時受朝廷之命出使外國的官員，無論原有無官印，都頒發奉使印，作為奉使出入的憑證。如包拯在慶曆五年時，就曾以監察御史的身份，任賀契丹正旦使，持奉使印，出使契丹。到了神宗熙寧四年，對頒發奉使印作了更詳細的規定：『詔中外奉使，除文臣兩省、武臣橫行以上，不以職務緊慢，余官如使外國，接送伴體量安撫制勘之類，給奉使印，余給銅記，以奉使朱記為名。』至此，對那些職位較低的官員，不再頒發奉使印，只給奉使朱記。到了南宋，繼續沿用這一辦法，『或銜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給之，復命則納於有司』。『後以朝命出州縣者，亦如之。新進士置團司，亦假奉使印，結局還之，此常制也。』這樣，奉使印的使用範圍被擴展了，不但『銜命出境者』可持奉使印，臨時奉命出巡州縣的官員也被授於奉使印，連新科進士也可借用奉使印了。

  4.御寶的管理  


   北宋長期都是由『門下省主乘輿八寶』，後在宋徽宗崇寧五年，尚書省『請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充，掌寶于禁中。……內符寶郎奉寶出以授外符寶郎，外符寶郎從寶行于禁衛之內，朝則分進於御坐之前』。內外四位符寶郎，相互內外，互為牽制，以加強御寶出納使用的監督與管理。高宗紹興十六年又重新製作了八寶，藏之於御府，由入內內侍省掌管。

   其四，複雜的鈐印方法


   宋代不僅有嚴密的官印管理制度，在鈐印時，也有許多複雜的規定和慣例要遵循，有時連內行人也搞不明白。大中祥符五年，真宗皇帝在閱覽河西節度使、許州知州石普的奏狀時，發現石普用的是許州觀察使印，不解其意，經宰相王旦的詳細解釋，才弄清了其中的緣由。


    宋代的鈐印是很有講究的。首先是皇帝的用寶制度，其八寶中『鎮國寶、受命寶不常用，惟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札則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答外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具體到用寶程序，也有明確規定，『應合用寶，外符寶郎具奏，請內符寶郎御前請寶，印訖，付外符寶郎承受』。一般的官司印，鈐印時也有嚴格的規定。如上文提及的石普，他一人持有節度使、觀察使和知許州三印。『節度使在本鎮，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書狀，用節度印；田賦則觀察判官、支使、推官書狀，用觀察印；符刺屬縣，則本使判書，用州印。……石普獨書奏章，當用河西節度使印。』如此複雜，難怪連皇帝老子也弄不清楚了。


    但是，若是兩個衙門共同辦理一件事務時，反而較為簡單，行文時只鈐用級別較高衙門的官印。如【宋史•職官志】載：『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院在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共為一院，但行東院印。』在宋代以樞密院為最高軍事機構，獨掌軍機大事，中書不得參與。『慶曆中，二邊用兵，知制誥富弼建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仁宗以為然，即詔中書同議。』此即是上文東、西院『共為一院』之意，實際上是中書與樞密院共同商議，處理軍國大事。如果兩院共同簽署文件時，只鈐用中書印而不用樞密院印。與此大致相同的是宣徽院有南院、北院之分。『南院資望比北院頗優，然皆通掌，止用南院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