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印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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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印制度-分期》     

    由铸造及使用情况看，宋代官印大致可分为创建、规范和涣散三个时期。

北宋 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 故宫博物馆

    创建期

    建隆元年至开宝九年，为整个太祖朝。这一时期，国家刚刚建立，外有南唐、后蜀、北汉等强敌林立，内有藩镇拥兵自重。朝廷的燃眉之急是消灭割据势力，稳定时局，统一国家，还不可能分出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典章制度。所以，无论是皇帝的御宝，还是各级官署的印记，都主要是沿用五代的旧物，自制的宝印还很少。宋太祖除“传周广顺中所造二宝”外，仅制一枚“大宋受命之宝”和三印。到乾德三年，才因“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下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使印等，但由于数量很少，我们至今尚未发现一件这一时期的宝印实物。太祖所铸“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印称印而不称宝，是与以后皇帝制宝相违背的。所以，太宗继位后很快就将三印改铸为宝。这一现象应视为这一时期制度尚未完备的表现。

    规范期

    太平兴国元年至靖康二年。这一时期，国家政治趋于稳定，除晚期外，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印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皇帝八宝制度；各级机构的印记完全摒弃了五代旧印，改铸了新印；制度建全，形制规范。北宋朝廷在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开始着手大规模整肃军队，给禁兵各军正式命名新的番号。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太宗继位仅三个月，即“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铁骑曰日骑，控鹤曰天武，龙［捷］曰龙卫，虎捷曰神卫”。有了新的、正式的番号之后，诸军将校印记的铸造工作才得以相继展开。


    近年来所面世的数十枚宋代军印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如1952年10月于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神卫左第一军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以及开封市博物馆征集的“虎翼右第一军第三指挥第四都记”。行政机构印记的铸造，也应是同步进行的，只是这类印记出土的数量较少，不及军印多罢了。

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宋）

   涣散期

   建炎元年至祥兴二年，实际是整个南宋时期。这一时期，经过靖康之难，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一隅，宋金、宋元战争连绵不断。战乱使原有的典章制度废驰了，印制也开始涣散，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是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使官印的管理和使用出现了混乱。


  “南渡之后，有司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然州县沿循，或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旧章，名既不正，弊亦难防。”这种情况在宋代被称为“假借”。假借之风盛行，使有关部门深感不安，立陈改变这一现状。“乾道二年，礼部请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绍熙元年，礼部待郎言：‘请令有司制州县官合用印记，旧印非所当用者，毁之。’”，但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其二是官印的形制出现了新变化。


    南宋初年，所铸官印印文上，往往加上了“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与北宋旧印相区别。关于年号印，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中曾记载，乾隆四十八年，瓜州疏浚河道，于河心沉船中，发现“建炎谏官之印”、“建炎宿州军资库记”、“建炎宿州州院朱记”等六方宋印，其中五方均冠有建炎年号。又如“宁宗嘉定十四年，山东郊顺，铸……泰安军及‘京东安抚使’、‘马步军总管’、‘京东河北镇抚节制大使’印，并冠以‘嘉定’二字”。至于印文中所加“行在”二字的问题， 《文献通考》记绍兴四年，“权户部侍郎王俣言……请度支、金仓部、太府、司农寺各铸印。以‘行在所’或‘巡幸某印’为文……其他部要一切印记，都省依此施行。诏印文添‘行在所’字”。有人认为，这当是南宋朝廷在建炎、绍兴年间的权宜之计，并未长期执行，所铸印记也不多。


    其三是会子印的出现。

   《宋史•舆服志》记载：“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将官印用于纸币，这当是中国印史和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宋代印制中的一个创举，值得更深入地研究。现在，我们尚能看到的“壹贯背合同”印，即上文提及的“合同印”之一种。实物与文献记载情况不同，说明当时会子印也有多种，即使是“合同印”也可能会因不同“界”而印文有所不同。

壹背合同-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