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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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例趋向严密，编次清晰完整。万历朝建文史籍的体例和编次一般较为严密清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和朱鹭《建文书法拟》。《建文朝野汇编》共二十卷，包括“逊国编年”六卷，“报国列传”十二卷，“建文传疑”一卷和“建文定论”一卷。“逊国编年”编年叙述史事，“凡朝政日系月，月系岁，令次第可考”[21]，“报国列传”按照官署、职务等分类，为建文诸臣树传；“建文传疑”叙述的是“闻见相沿”，而“是非真伪复相半者”的建文皇帝逊国为僧的事迹；建文定论“汇编了历朝奏请褒扬建文忠臣的章奏。各部分合在一起，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记传体建文朝史。《建文书法拟》则：“事系月，月系年；而其记事，纲提目，目承纲”[22]，按“纲目体”史书进行史事编排。前有“建文皇帝年表”表列建文朝四年大事；又列“忠臣谱”一篇，按职官、部属等类列出287人，标明死因和去向（如弃官去、遁去等）。“表”、“谱”之后，分“前编”、“正编”则毫不隐讳地标注为“建文本纪”，叙述建文一朝事。在编次上，以黑体大字标出事件主旨为纲，其下以小字注明原委，所涉人名和论赞标题皆以空心字体书书，这种写法使一朝史事纲目清晰，沥沥可辩，体例的缜密程度超过了以往的建文朝史籍。
（四）注重考证，记载求实。明代史家初始迫于文禁，不敢编写建文朝史书，后来禁令稍解，撰述日夥。人们从同情建文帝的角度出发，将“建文出亡”的传说随意夸大，“假髡缁遁去”，归自滇南，寿终大内的记载纷出，竟成聚讼之局，纠结不休。万历朝的建文史籍对这些传奇有不同程度的考辩，如朱睦 的《革除逸史》在序言中，《建文书法拟》在“正编下”都辩明正统年间被送到朝中的滇南老僧不是建文帝；《忠节录》中更是从年龄不符和当时的目击者“三杨”（杨溥、杨荣、杨士奇）三个重要朝臣不可能不置一词两方面来考辩，《四库全书总目》中称其“其考证最为明确”[23]。《忠节录》中还有“考误”一卷，列出考证十五条，对以往史籍、志书、笔记中的讹误加以辨析。
“求实”是这一时期建文史籍普遍追求的目标。屠方叔编写《建文朝野汇编》时“或检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覆一人而流连竟帜；或重复以证其迹不同，或互见以求其理之近”[24]，对采入的每一条史料都注明了出处。《建文书法拟》也受到了当时著名史家焦f的称赞，认为“博收约出，宽严得衷，比较往牒，殆无遗憾。”[25]为了使记述更加客观，这两部史籍还采引了《南京帖黄册》、《勘合底薄》、《锦衣卫监薄》、《鄱阳军册》、《教坊司记录文薄》、《南京吏部卷》等故牍档案资料。《忠节录》亦注重求实，从各类“革除记事”中“酌其近实者汇为一编，有的无证据者削之。”[26]《忠义存褒什》也力求人物各有出处，叙事按《吾学编》、《逊国臣记》节要收入，对于不能确定的，则“参诸家实录，不敢漫言”[27]。注重求实和考证的严肃撰史态度是万历时期建文史籍质量较高的一大重要原因。
另外，万历时期的建文朝史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特点，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基本上都集中列载了明历朝政府宽容建文君臣的诏书和大臣们请求追复建文年号的奏疏。这类记载一般都冠于卷前，如《忠义存褒什》前有“历朝追宥奏录诸贤详书”一十九则，《忠节录》前有“纶音”，都是此类诏书的汇编。《建文书法拟》前冠有“颂圣德”十条，记明历朝宽恕建文君臣的圣旨；“述公论”六条，记明历朝请复建文年号的奏章。《建文朝野汇编》中，这些诏旨则被附于卷末，定名为“建文定论”。通过这些集中记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政府对建文君臣政策的日渐宽松，建文忠臣的冤屈也因此不辩而雪，这里体现了史家们还历史以公论的意图。
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编纂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出现了一些伪托之作。如伪托明初失名所撰的《奇秘录》、伪托史仲彬所撰的《致身录》、伪托程济所撰的《从亡随笔》等都是这一时期流传的史籍，这些作品专门记载建文皇帝出亡和诸臣从亡的事迹，将杂记讹传载于史书，编造了许多故事和人物。史仲彬、程济都是建文朝大臣，托名他们撰写史籍，不外乎是让人们相信建文出亡实有其事。这些伪托之作的出现不是偶然，明中叶以后，人们好谈殉国之事，于是，便有好奇者编造小说野记，加以渲染，夸大建文出亡的传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万历以来，朝廷有着为建文朝臣平反的倾向，官修正史时也有改正建文史事的意图，这种背景下，更能激起人们对建文帝的同情，给他安排了一个出亡的善终结局不足为奇，而编写从亡诸臣的事迹，也和社会表彰建文忠臣的呼声相映。这些托名之作的出现使得“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辩证。”[28]混淆了人们的视听，但反之，也表现了人们对建文事迹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