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史籍的編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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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例趨向嚴密，編次清晰完整。萬曆朝建文史籍的體例和編次一般較為嚴密清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屠方叔【建文朝野匯編】和朱鷺【建文書法擬】。【建文朝野匯編】共二十卷，包括『遜國編年』六卷，『報國列傳』十二卷，『建文傳疑』一卷和『建文定論』一卷。『遜國編年』編年敘述史事，『凡朝政日系月，月系歲，令次第可考』[21]，『報國列傳』按照官署、職務等分類，為建文諸臣樹傳；『建文傳疑』敘述的是『聞見相沿』，而『是非真偽復相半者』的建文皇帝遜國為僧的事跡；建文定論『匯編了歷朝奏請褒揚建文忠臣的章奏。各部分合在一起，是一部較為完整的記傳體建文朝史。【建文書法擬】則：『事系月，月系年；而其記事，綱提目，目承綱』[22]，按『綱目體』史書進行史事編排。前有『建文皇帝年表』表列建文朝四年大事；又列『忠臣譜』一篇，按職官、部屬等類列出287人，標明死因和去向（如棄官去、遁去等）。『表』、『譜』之後，分『前編』、『正編』則毫不隱諱地標註為『建文本紀』，敘述建文一朝事。在編次上，以黑體大字標出事件主旨為綱，其下以小字註明原委，所涉人名和論贊標題皆以空心字體書書，這種寫法使一朝史事綱目清晰，瀝瀝可辯，體例的縝密程度超過了以往的建文朝史籍。
（四）注重考證，記載求實。明代史家初始迫於文禁，不敢編寫建文朝史書，後來禁令稍解，撰述日伙。人們從同情建文帝的角度出發，將『建文出亡』的傳說隨意誇大，『假髡緇遁去』，歸自滇南，壽終大內的記載紛出，竟成聚訟之局，糾結不休。萬曆朝的建文史籍對這些傳奇有不同程度的考辯，如朱睦 的【革除逸史】在序言中，【建文書法擬】在『正編下』都辯明正統年間被送到朝中的滇南老僧不是建文帝；【忠節錄】中更是從年齡不符和當時的目擊者『三楊』（楊溥、楊榮、楊士奇）三個重要朝臣不可能不置一詞兩方面來考辯，【四庫全書總目】中稱其『其考證最為明確』[23]。【忠節錄】中還有『考誤』一卷，列出考證十五條，對以往史籍、志書、筆記中的訛誤加以辨析。
『求實』是這一時期建文史籍普遍追求的目標。屠方叔編寫【建文朝野匯編】時『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覆一人而流連竟幟；或重複以證其跡不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24]，對采入的每一條史料都註明了出處。【建文書法擬】也受到了當時著名史家焦f的稱讚，認為『博收約出，寬嚴得衷，比較往牒，殆無遺憾。』[25]為了使記述更加客觀，這兩部史籍還採引了【南京帖黃冊】、【勘合底薄】、【錦衣衛監薄】、【鄱陽軍冊】、【教坊司記錄文薄】、【南京吏部卷】等故牘檔案資料。【忠節錄】亦注重求實，從各類『革除記事』中『酌其近實者匯為一編，有的無證據者削之。』[26]【忠義存褒什】也力求人物各有出處，敘事按【吾學編】、【遜國臣記】節要收入，對於不能確定的，則『參諸家實錄，不敢漫言』[27]。注重求實和考證的嚴肅撰史態度是萬曆時期建文史籍質量較高的一大重要原因。
另外，萬曆時期的建文朝史籍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共同特點，這一時期的建文史籍基本上都集中列載了明歷朝政府寬容建文君臣的詔書和大臣們請求追復建文年號的奏疏。這類記載一般都冠於卷前，如【忠義存褒什】前有『歷朝追宥奏錄諸賢詳書』一十九則，【忠節錄】前有『綸音』，都是此類詔書的匯編。【建文書法擬】前冠有『頌聖德』十條，記明歷朝寬恕建文君臣的聖旨；『述公論』六條，記明歷朝請復建文年號的奏章。【建文朝野匯編】中，這些詔旨則被附於卷末，定名為『建文定論』。通過這些集中記述，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政府對建文君臣政策的日漸寬鬆，建文忠臣的冤屈也因此不辯而雪，這裡體現了史家們還歷史以公論的意圖。
萬曆時期，建文史籍的編纂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出現了一些偽托之作。如偽托明初失名所撰的【奇秘錄】、偽托史仲彬所撰的【致身錄】、偽托程濟所撰的【從亡隨筆】等都是這一時期流傳的史籍，這些作品專門記載建文皇帝出亡和諸臣從亡的事跡，將雜記訛傳載於史書，編造了許多故事和人物。史仲彬、程濟都是建文朝大臣，託名他們撰寫史籍，不外乎是讓人們相信建文出亡實有其事。這些偽托之作的出現不是偶然，明中葉以後，人們好談殉國之事，於是，便有好奇者編造小說野記，加以渲染，誇大建文出亡的傳說，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萬曆以來，朝廷有着為建文朝臣平反的傾向，官修正史時也有改正建文史事的意圖，這種背景下，更能激起人們對建文帝的同情，給他安排了一個出亡的善終結局不足為奇，而編寫從亡諸臣的事跡，也和社會表彰建文忠臣的呼聲相映。這些託名之作的出現使得『野史真贗錯出，莫可辯證。』[28]混淆了人們的視聽，但反之，也表現了人們對建文事跡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