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館探微(4)

  來源: 歷史千年

第二，供給制度。史館並沒有獨立的財務權，所需辦公用品都實行供給制。史館的供應包括酒飯、筆墨、木炭、桌、凳、硯、爐、象牙書圈、紙札等。【神宗實錄】卷五十二載：『（萬曆四年七月）丁未，大學士張居正等以重修【會典】，請日給副總裁、纂修等官及各員役供事者酒飯、筆墨、木炭等項，照舊開支。其桌、凳、硯、爐、大小象牙書圈，內監照數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紙札』。此外，史館還由政府提供校尉、辦事吏、裱褙匠等員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後顧之憂。重修【會典】時，張居正還建議『外用辦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館管理冊籍，啟閉館門，匠役並校尉照舊應用』。史館官員的酒飯，例由光祿寺負責供給，『凡翰林官內府供職，日給光祿黃封，內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後漸省過半。然有承命內館教書者，則兩給之。或兼纂修時，又倍焉』（註：尹直：【謇齋瑣綴錄】卷四。）。說明明代對史官擔任纂修任務期間的酒飯供給，是比較豐厚的，超過了在內府教書和入值的翰林官員。
   第三，門衛制度。由於史館是機密單位，常常修纂【實錄】這樣事涉宮闈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准閒雜人員隨便出入的。萬曆間史館總裁張居正要求『除典守謄錄人役隨同共事外，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擅入！』（註：張居正：【議處史職疏】，【張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太宗時曾與修【太祖實錄】的史官李至剛，『嘗以罪褫冠服，平巾（即着便服）入史館供職，閽人誰何之。李既不敢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修史人」』（註：焦f：【玉堂叢語】，卷之八，【諧謔】。）。這則記載說明明代史館的門衛――『閽人』是比較負責的。此外，史館還設有校尉負責守衛。修【大明會典】時，就有『校尉照舊應用』。
    第四，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館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須簽到，倘若遲到或曠工，則進行登錄，並將其名字公佈出來以通報批評。景泰間，史館纂修【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多不至』，史館令『門吏每晨會後具報到否，揭不至者職名於東閣上』（註：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
    第五，纂修制度。它是史館的業務管理制度。明代史館依據修纂項目的需要，設立監修，以勛戚充任，對史館進行政治監督；業務上設立正副總裁，由內閣輔臣和翰林院學士充任，進行業務領導和規劃，由纂修官具體編纂，同時設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後又有校正官進行文字校正和史實核訂，最後由謄錄官進行繕寫。在史官進行修纂的同時，還設有收掌典籍官，負責檔案邸報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可以說基本上做到分工合作，行之有效。史書修完，還要進行統一體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國史，每分為十館，……十館所修不能統一，則擇人總勘。』（註：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十七，『開局』。）然而，纂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積弊，使得史籍的修纂久拖不成。萬曆時，首輔大學士兼總裁張居正鑑於【世宗實錄】遲遲未能修完的局面，提出了實行正副總裁責任制，專任責成，定期完成的目標管理制度：『事必專任乃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蓋編撰之事，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必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職責要緊又在副總裁官。吏部右侍郎諸大綬、禮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實錄】副總裁，今各館草稿未經修飾，宜責二臣專管……立為程限，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副總裁看詳；副總裁務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間、十月間，臣等將纂完稿本各進呈一次。大約終月可完一年之事，終季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積累，然後後功可期。』（註：【神宗實錄】卷五，隆慶六年九月辛亥。）這種修纂制度上的改革，使卷帙浩繁的【世宗實錄】得以順利完成。
    第六，獎勵制度。史館每完成一部史書都要實行獎勵，其形式是賞賜和升擢。以纂修實錄為例，監修和總裁在明代前期各賞賜白金一百兩、彩幣六表裏，織金羅衣一襲，馬一疋並鞍一副；纂修官各賞四十兩白金，後期略少。賞賜對象是所有參加實錄修纂的史館工作人員，甚至裱背、軍校、匠役、吏員等。除了病故或受處分的外，可謂人人有份。賞賜錢物外，明朝政府還要對實錄修纂人員進行升擢。升擢一般都是晉升一級官職或升俸一級，且都為京官而不外升。那些位極人臣的監修、總裁官已極品，無法再遷，便加授榮譽職銜如少師、太保、太傅、柱國、光祿大夫等。那些位低職卑的官員，實錄修成後並不升其職，而是升俸一級。史館的獎勵制度對史館修纂活動的正常進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是，史館並非完全的實體機構，沒有人事權，對來自各衙門的史官難有有效的管理和約束，所以有時候史館管理的效果並不十分理想。史官常常散漫無紀：他們隨便請假不來上班，在外面租私寓『逍遙宴飲』（註：【熹宗實錄】卷五十五，天啟五年正月癸酉。），他們天熱時不顧體面，竟在史館『多褻服執筆』，以致於景泰帝看見後，還以為是收拾筆墨並負責鎖門的匠人（註：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他們甚至在史館中吵鬧對罵，斯文掃地。景泰間修【寰宇通志】，史官丁＠①與宋懷『忿怒失色，詈言於館中』，有人寫詩諷刺道：『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傖言污玉堂。……』（註：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這些管理上的缺陷，使史館的修書活動常常出現懈怠弛廢的局面。
    明代史館的更革，與明代皇權強化息息相關。首先，明代史館承元之制，改變了唐宋以前相對獨立的館閣形式，併入以文學侍從和藝技供奉為主職的翰林院中，並由內閣插手其中，以致於使史館的面目變得十分模糊。其次，第一次設立了以政治監督為專職的監修一職。唐代雖設監修，但由文臣（宰相）擔任，其職能是業務領導，相當於明代的總裁。明代的監修則由武臣擔任，這些人多為朝廷勛戚，代表皇帝對史館進行監控。這些更革，為後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從清代實錄館的運作來看，很多方面都吸收了明代史館的經驗教訓（註：參見王清政【清代實錄館考述】，【江漢論壇】，1999年第2期。）。 比如正副總裁的專任責成制度，便是對張居正經驗的繼承。再如清代修史機構對監修總裁（相當於明代的監修）的人選進行改進，由既是皇帝親信又具有業務能力的高級文臣擔任，便是汲取了明代監修由外行的勛戚武臣擔任而形同虛設的教訓。明代史館在史書修纂機構的發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作者：謝貴安)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王加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