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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论坛 而对于“伪儒学”通过科举制度产生的大量废物，张居正干脆说：“国家以高官厚禄养畜此辈，真犬马不如也。”而近人曾国藩沿用了张的调子，更痛斥士大夫道：“国家以此等人为官，与以牧猪奴为官何异？”由此可见，即使到了晚清，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所以，自明以降500年里，中国虽然是表面上以绝对君权削平了地方割据势力，但是上主无为，国家的政治主干，自然是由完全不通财政经济军事的士大夫阶级构成的，明代上层政治，简而言之是“无为”之主与“无能”之臣相争不已，而实际的国家命脉，则操纵于地方滑吏集团的手中，在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独特体制里，他们自然与豪强巨富沆瀣一气，虽然表面上是大一统，但实际上国家的整合能力反而是下降的，而中国封建体制，因此却更为牢固了，特别是在“吏主地方”的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财政能力，更是一塌糊涂。小农因为无组织，因为一盘散沙，自然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事。而归其最终成因，也就是苏轼早就指出过的“帝王之私”之必然。东坡说：是故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畏谨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日益废弛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则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
所谓“举天下之士而倡言无为”，这种无所作为不仅是主上“无为”，而且更足以使得小农无组织，故不能造反，但这却也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和财税上无法下情上达，社会无有效之组织结构，国家既无动员能力，信用自然无法确立，其直接结果，在明隆庆元年之后，那就是以放任白银进口的方式，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这也就是滨下武志所说，一个不富藏银矿的国家，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货币，--今天看来，这不正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的荒唐之举吗？
明清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变异”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使得白银问题反过来成为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命的软肋，这甚至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回顾此番重大历史转变，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起码有二：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500年来都没有解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从而也就没有完成彻底的反封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的财政、税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手中，士大夫阶级徒慕虚文事务，作为政治精英又是极不合格的。因此，要国家富强，就要实行彻底的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只有发动人民组织起来自治、起来革命，从组织基层入手推翻土豪劣绅和地方吏治，否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必从革命始的原因。
第二，自隆庆元年引进白银以来，非但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之间的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和解决，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体制在西方的形成，中国日益由一个货币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而通过垄断货币以自肥，阻碍中国前进和发展的地主－商人阶级，也在近500年的发展中，一变而为利用外国金融资本，吸纳中国人民的财富以自肥的买办资本、买办资产阶级。鸦片战争以来，正是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将中华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深渊，造成国家不成样子，人民饥寒交迫，这也迫使以孙中山和毛泽东为先导和旗帜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种苦难的命运，而从基层建立农民组织，打倒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铲除500年养成的毒瘤，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革命、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向宗旨。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革命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就是要记住孙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也就是要记住毛先生的教诲，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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