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與『罵』：造就『魏忠賢之歌』的社會

  來源: 北京青年報

明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國子監監生陸萬齡寫下一篇『魏忠賢之歌』，以飛揚的文采和滿懷的激情，歌頌閹豎魏忠賢『驅蔓延之邪黨，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奏請朝廷為他在國子監旁建造生祠，供人瞻仰。明熹宗朱由校準奏，並下旨將魏忠賢像移入國子監，與孔子並祀。結果各地紛紛上書要求給魏忠賢建立生祠，皇帝一一準奏，還親自給不少生祠題詞。史載『自是中外奏疏，無不頌忠賢功德者矣。』
　　劉誠龍先生因此在【文人為何爭相高唱『魏忠賢之歌』】(【南方都市報】2010 年4月11日)一文中感慨道：『權力越是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當權者就越是可能變壞，人越壞，就越有人歌頌。』反過來，『越是被歌頌的，則可能越是壞蛋。』 我很贊成劉先生的意見，並由此聯想到另外一種情況。
　　劉成禹先生【世載堂雜憶】記載了這樣的故事：清雍正四年，年羹堯被抄沒時，有關部門發現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錢名世曾寫有贈年羹堯詩八首，其中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之句。這是錢名世在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後寫的。錢與年是鄉試同年，交情頗好，寫詩贈友，微有吹捧之嫌，本不為過。不過，滿腦子政治鬥爭的雍正皇帝卻勃然大怒，大罵他『鑽營不悛』、『曲盡諂媚』、『悖逆已極 』，不僅將其革職逐返，而且親書『名教罪人』匾額，『命名世奉歸，懸之廳事』，還規定每月月首月中地方府縣官員要『親往審視，如不懸掛者，白督撫奏明治罪。』
　　更匪夷所思的是，雍正還發出指令，要『廷臣各賦詩痛罵之』，『以贈其行』。雍正皇帝高度重視這次大批判運動，對所有詩作均一一親覽，賞罰分明。有的詩作『浮泛不切』，被發還重做；有的官員因詩作『謬誤乖錯』、『文理不通』被革職還鄉；還有的官員可能有同情之心，不能體察聖意，罵得不夠到位，以至於被革職流放。最後，這些詩文全部經過雍正的親自審定，結集出版，題為【名教罪人詩】(也稱【御製錢名世】)，用上好的宣紙刻印，刊行全國，共收錄了385名文臣奉旨撰寫的聲討詩文。
　　因為權力的勾引和當權者的肯定，大批文人泯滅了自己的尊嚴，搖頭擺尾地為世人痛恨的魏忠賢高唱讚歌；同樣因為權力的發飈和當權者的旨意，數百名文官麻木了自己的良知，搜腸刮肚地尋找靈感，衝着並無罪責之人猛烈開炮。說到底，這還是高高在上的集權下出的怪蛋。權力越是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權力的對立面就越有可能被蜂擁而上的人們抹黑，而人越是被憑空抹黑，則越是容易造就驚天奇冤。
　　造就『魏忠賢之歌』的社會與炮製『錢名世之罵』的年代，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不受制約的集權下必然出現的荒唐與怪誕，只不過一是捧、一是罵，表現形式不一而已。在沒有公民、只有奴才這一點上，沒有兩樣。
　　◎盧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