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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蘇琦【國家歷史】 唐代中期以前，鄉里組織還是國家行政組織系統的一部分，名為鄉官制，鄉官由縣府委派，漢代大鄉的嗇夫還有一定品秩，稱為『有秩嗇夫』；唐中期以後，隨着地方行政管理體制由郡縣兩級製發展為州郡縣三級制，縣官成為最基層的『父母官』，而原先的基層鄉官制則漸漸演變為百姓輪流充任的職役制--里甲組織。
在造成基層組織性質轉變的眾多原因中，最有力的因素是人口不斷增長，這一點在晚明尤為凸顯。隨着地方行政區劃越分越多，地方事務也越來越複雜，朝廷無法再委派眾多鄉官去管理鄉村，而從財力方面看，官僚隊伍日益膨脹，也令政府不堪重負。基層組織由鄉官制轉變為職役制，意味着國家對基層社會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變為間接控制，從而為士紳權力的膨脹提供了充分的空間。
晚明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的低度滲透為紳士統治提供了理想的空間。自明代中期以後，大量生員、監生和舉人由於仕途不暢而沉澱在鄉村，他們享有政府所賦予的免除徭役的特權，有着共同的社會活動、生活樣式和世界觀。而有過職場經驗的紳與賦閒鄉間的士之間又因科舉、學校、詩社、文社等媒介而結成師生、童年、同志、朋友，里甲制的逐漸瓦解也增強了他們共同的維持鄉村秩序的領導角色。紳士通過對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的壟斷，以及向鄉里民眾提供利益『保護傘』而獲得支配權力，同時也在官民之間建立了一個緩衝。
現在，一個聲色俱全的消費社會在這個緩衝地帶出現了。明代前中期，官僚大多返回鄉村宗族，中後期，縉紳世家活動空間開始以城鎮為中心。如果說國家對市場的捲入造就了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貨幣化管制模式，晚明皇權與紳權的起伏消長則催生了一個市場友好型社會。作為社會精英的士紳以消費者乃至生產者的面目出現在市場中，無疑賦予它以足夠的理性與合法性，他們的倡導與鼓吹消除了人們對市場的恐懼與偏見，他們對消費浪潮--家居、飲食、旅行、出版--的引領更是激發了人們此前種種被壓抑與隱藏的需求，從而以化精神為物質的方式推動着消費社會踏歌前行。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唐寅的【閶門即事】中瀰漫着如此濃郁『脂粉氣』和『銅臭氣』，這在以前的文人詩詞中是難以想象的。作為商人的後代，唐寅曾被賦予博取科名的重任。然而三十歲那年，他由於身涉北京的科場弊案在政治前途上被判了『死刑』。若是在前朝，唐寅難免在充滿美人香草孤芳高潔意象的詩文中鬱郁終生，但有幸生在晚明令唐寅能夠以甜俗的『桃花仙人』的名目過上了恣情肆意的人生--他的詩文字畫為世人追捧，行銷於時，可謂自覺的流行文化的製造者與受益者。
經歷了晚明消費歡歌，那些不再汲汲於『貨與帝王家』的士紳，轉而從市場中汲取了物質力量，以更形獨立的姿態在小民與皇權之間折衝樽俎。一個市民社會乃至公民社會的雛形第一次以相對清晰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
晚明消費社會因王朝興替而暫時瓦解並不意味着士紳階層的湮滅，他們的故事註定要在有清一代再次攜時代新風而轟轟烈烈地上演。晚明不是終點，是起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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