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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人民網 歷史上各個王朝對官員的私生活，即個人生活，一般都要予以密切注視。不僅對官員的『公德』，而且對其『私德』，即個人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道德品質，實行嚴密監管。
典型一例是：明太祖朱元璋對『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家跟誰喝酒，都講了什麼，了如指掌。不但如此，宋濂退休以後，在老家幹什麼，跟什麼人往來，是否『本分』，明太祖仍然十分關注，不時向宋濂的孫子詢問。故宋濂在任時，謹言慎行，潔身自好。下班回到家中，跟家人和親友交談，絕口不提朝中之事，有人問到這方面情況，他指指牆上掛的一幅字，一句話也不說。那幅字寫的是『溫樹』兩字，意思是說，連『溫室之樹』(皇宮中種的樹)都不能說，遑論其他！他退休後，閉門不出，不跟官場上的人往來，在旁人看來，儼然是一位對世事漠不關心的、奉公守法的土財主。
各個朝代，都希望保持穩固、長久的統治，因而一般來說，總不希望官員道德敗壞、貪賄腐敗，加劇跟民眾的矛盾，自毀統治根基。為此，就要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包括對其私生活的監管。與此同時，還要勸導官員都做本分之官，不做違法亂紀的事情。宋代呂本中【官箴】一書，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編寫的。書中開頭寫道：『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自宋代至清代，這段話都是官員的座右銘。
喝公家的酒，喝出罪來
古代公家的酒，官員們不是想喝就能喝，不是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不是想喝『極品』就能喝『極品』，不是想送人就能送人。有的官員貪杯，而又公私不分，就會喝出罪來。有的官員借花獻佛，公酒隨便送人，也會觸犯法網。
宋代王【燕翼詒謀錄】一書記載了公酒私用犯罪的事例：宋初定下的規矩，所謂『祖宗舊制』，規定州郡官庫貯存的公酒，是專門用來饋送往來的官員，與上任、罷任的官員，供他們換成銀錢，充作旅費。官員們若要講『睦鄰之好』，拿公酒送給鄰州鄰郡的官員，鄰州鄰郡的官員回贈以公酒，都是可以的。『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苟私用之，則有刑矣』。互相送公酒，一手送出去，一手收進來，收到公酒後，若是以為是送給自己享用的，那就大錯了，那仍然是公家的酒，務必要交還國庫。宋朝治平元年(1064)，鳳翔府知府陳希亮就是在公酒問題上栽了大跟頭。他向有關部門自首，承認曾私自喝掉了鄰州饋贈的公酒。朝廷對其處理是貶為太常少卿。朝廷再次嚴令禁止私自喝別的官員贈送的公酒，重申收到的公酒必須全部上交國庫。有個名叫祖無擇的官員，因為私自將300小瓶公酒送給了親戚，被免去直學士的職位，以『散官』(有官名而無固定職事的官員)安置。
宋朝文學家蘇舜欽也是因為喝酒喝出了悲劇。據【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傳】，蘇舜欽當時擔任集賢校理、監進奏院(進奏院是藩鎮即節度使的駐京辦事機構)之職。一次進奏院祭神之後，他與劉巽把公家的廢紙賣了，將所得的『公錢』用來買酒招待賓客，還招來樂妓奏樂、唱歌。這事為蘇舜欽的丈人宰相杜衍的對手御史中丞王拱辰打探到。王拱辰乃指使手下人彈劾蘇舜欽及劉巽。朝廷以『自盜』的罪名革去蘇舜欽及劉巽的官職。蘇舜欽因喝酒成了『放廢』之人，即放逐罷黜之人。因參加這次聚會而被趕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10多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就此事在京城造成的影響寫道：一時間，『都下為之紛駭』。韓琦對宋仁宗說，蘇舜欽不過『一醉飽之過』，給一個較輕處分就可以了；革去其官職，不至於有這麼大的罪過吧。用賣公家廢紙的錢喝酒，竟然喝出這麼大的事來。
官員嫖娼被捉，終生不得錄用
明代對官員的私生活管得很嚴，禁止使用官妓，禁止嫖娼。而且明太祖還現身說法，勸導官員不要為『聲色貨利』所惑、所累。他在【明大誥】中寫道：破武昌，滅了陳友諒，將其妾帶回，送入後宮。『朕忽然自疑，於斯之為，果色乎？豪乎？智者監之。朕為保身惜命，去聲色貨利而不為。蓋為慕聲色貨利者數數，朝興暮敗。』他說，將陳友諒之妾『沒收』歸己之後，自己也懷疑這種做法。究竟是好色呢，還是氣魄大？智者自可明察。汲汲於『聲色貨利』的人，『朝興暮敗』，敗亡肯定來得很快。
明代陸容【菽園雜記】說起明朝超過前朝的幾大方面，其中之一便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官員嫖娼，在唐、宋、元三朝，都不算多大事情，但在明朝，是要丟官，並且永不錄用的。
明代王W【寓圃雜記】寫到唐、宋、元官妓之害：『唐、宋間，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勝國時，愈無恥矣。我太祖盡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其風遂絕。』唐、宋官妓害政，元朝尤其如此。官員使用官妓，官妓往往給官員吹『枕頭風』，於是官員就暈暈乎乎了，勢必要被官妓牽着鼻子走。明太祖革除官妓，而且規定官吏嫖娼，罪下殺人一等，雖然遇到大赦，也終生不得使用。由於明朝以嚴刑峻法治理嫖娼，一時竟也『風清弊絕』。
又據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南京禮部尚書姜寶(字鳳阿，說起來還是筆者家鄉那個村子的先賢)，曾在南京禁止嫖娼：『姜鳳阿先生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幫嫖之人，責而示枷。』宿娼者一旦被捉，宿娼一夜，罰銀七分，該銀用於緝拿『幫嫖之人』。不但如此，還要帶枷示眾，多丟面子的事情。
明代余繼登【典故紀聞】一書記載了官員嫖娼被懲處的典型事例：明英宗正統年間，廣東海南衛指揮使到北京上奏章，此人在海南衛可能放縱慣了，在京期間，仍不加檢點，竟然宿娼。事情敗露，被『謫戍』威遠衛，即遣送威遠衛擔任守衛。這個處分不可謂不重。
駙馬走私，照殺不誤
明太祖朱元璋共有16個女兒，其中一個便是安慶公主，洪武十四年(1381)，『下嫁』歐陽倫。這個歐陽倫，是個品行不端之人，後來更是橫行不法――皇帝選女婿也有看走眼的時候。洪武末年，朝廷實行『茶馬法』，禁止私人販賣茶葉，尤其是禁止走私茶葉。歐陽倫多次派人走私茶葉出境，所至騷動。對這位皇親國戚，雖地方高官也不敢過問。其家奴周保，仗着『我家主人是駙馬爺』，尤為驕橫，動不動就指使有關部門徵發民間車輛，一次徵發多至數十輛。龐大的走私茶葉車隊經過河橋巡檢司時，歐陽倫竟敢打罵巡檢司的官員。
被打官員憤而向朝廷檢舉歐陽倫的惡行，明太祖得知後大怒，說道：『我才行一法，乃首壞之！』作為駙馬，帶頭破壞『茶馬法』，影響惡劣。於是明太祖拿歐陽駙馬開刀，下令處以極刑：『賜死。』明太祖為維護法紀，不袒護自己的女婿，也不怕女兒安慶公主當寡婦。馬皇后也不敢勸說明太祖免歐陽駙馬一死。歐陽倫的家奴周保等都被處死。過了100多年，至弘治十八年(1505)，內閣大學士劉健對明孝宗說起這個故事，感嘆道：『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這件事居然成了『敏感』話題，人們害怕刺激、冒犯當時活着的皇親國戚，都迴避談此事。
官員到古玩鋪坐坐，也屬違法
官員不准去古玩鋪，這是清朝對官員的禁止性規定。原來對官員的形形色色賄賂中，有一種賄賂叫『雅賄』，即給官員送字畫、古董等，既可達到行賄目的，又顯得『高雅』，便於官員接受，也不易被察覺、查處。『雅賄』多借古董商之手進行。古董商將名貴字畫或稀世之珍的古董三文不值兩文『賣給』官員，再由行賄者跟古董商按實際價格結清貨款。這種方式的行賄，非常詭秘。對古董店的貓膩，朝廷不是不知，為防範和杜絕『雅賄』――當然完全杜絕是做不到的，清朝禁止官員出入古玩鋪。
清代劉聲木【萇楚齋五筆】一書云：咸豐年間，『當時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廠古玩鋪閒坐，即為御史論列，獲咎家居，亦為大眾所不齒』。有一個侍郎(『副部級』官員)，偶爾至北京琉璃廠坐坐，即遭御史彈劾，丟了官職，賦閒在家。不僅如此，還被眾人唾棄。
據此書說，光緒以後，情況大變。軍機處官員、尚書、侍郎等人，就不是逛古玩店了，而是『自開古玩鋪、碑帖店，自題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間，肆無忌憚』。向他們行賄的人，有的自稱『門生』，孝敬他們銀子稱『太平錢』，還有什麼『點心錢』。『廉恥道喪，實始於此』。劉聲木說，清朝敗亡，未嘗不由於官員經商、腐敗，並非由於一人憤而振臂高呼，而是由於『萬眾皆叛也』。
官員出書營私，摘烏紗帽
古代官員寫書刻書可以，但不能營利，更不能利用職務之便強買強賣。違者是要受到嚴懲的。
劉聲木【萇楚齋五筆】一書寫道：祁藻任江蘇學政時，『以自己所刊各書，命諸生買讀』。徐松任湖南學政時，也硬性規定諸生(入學的生員，即秀才)購買自己所刻各書閱讀。兩位學政，利用職權將自己所寫所刻的書定為必讀的『教材』或『教輔讀物』，強行攤派，要求人手一冊。這兩人遭到了彈劾，受到革職處分。劉聲木說，徐松『雖以精於西域與地水道之學，著名當時，號稱絕學，然以自己所刊書，勒諸生買讀，跡近貪利』。認為這種刻了書向學生攤派的行為近於『貪利』。學政是高級官員，由朝廷在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員中選進士出身者簡派，負責生員的考課黜陟，並按期至所屬各府廳視察考試。在三年擔任學政期間，與總督、巡撫平行。而徐松不僅是高官，還是知名的西域地理、水利學者，可惜為了出書營利，被免去職務。兩位學政，出書牟利，不擇手段，弄得斯文掃地，結局悲慘。
京官外放，怎麼赴任有規矩
京官改授地方官，怎麼上任，不是由官員自行決定，而是有統一規定。接到委任狀後，不得在京逗留，不得借債置辦衣物、娶妻買妾。赴任時，不許繞道回家。
明代余繼登【典故紀聞】一書雲，明朝成化年間，吏部尚書姚夔說：本朝老規矩，京官選授外官，必須隨即領取憑證赴任。近來外放官員在離開京城後，多偷偷返回，借貸財物，置辦衣裝，娶妻買妾，然後繞道回家。自今日起，外放官員限五日之內領取憑證，拖延過半月不向朝廷辭別出城者，送司法機關治罪。出了城又潛入城內者，降級使用。遲到一年以上到任者，革職為民。
【典故紀聞】又載：明朝正統年間，監察御史時紀被派往陝西，違反朝廷的規定私自繞道回家。並與長垣縣丞蕭即之勾結，在其幫助下，強娶民間女子為妾。明英宗得知此事後，認為『背違禮法，有玷風紀』，下詔將時紀逮捕，送司法機關懲處。
明朝為何要規定外放京官必須按規定速速出城，不得逗留京城，不得出城後又返回，並不得借債呢？這是因為，明朝官員的俸祿，較之唐朝和宋朝，是很低的。而且官員上任和調動，路費要自己掏。下級官員，出不起路費的，不是少數。外放京官在京城拖延不走，並且置辦衣物，甚至娶妻買妾，開銷必定很大，勢必舉借高利貸。明朝的高利貸月息高達5分，即5%。官員上任時，債主跟着他到上任的地方，天天逼他還債，再威風的官員，這時在債主面前，也成了『孫子』。為還債，官員就要搜刮民財，就要貪贓枉法。所以，為了防止外放的官員貪腐，朝廷要作出以上禁止性規定。至於不許到外地出差的京官繞道回家，也是怕他們跟家鄉的『父母官』串通一氣，干出違法亂紀的事情來。明朝的這種制度設計，對官員而言，也許嚴苛，但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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