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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騰訊網 [導讀]1601年，蘇州工人與市民發動『織傭之變』，這次民變起於萬曆年間臭名昭著的礦稅。趙翼【廿二史札記】記，礦使稅監『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生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癰已遍天下矣』。
一：重稅引發晚明江浙城市廣泛民變
時間是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三，地點是蘇州玄妙觀。憤怒的工人與市民，如流水般湧入，如烏雲般聚集。一連三日，不呼而集者萬人。為首六十人，名曰『團行』；六十人之首腦葛成，一位外來務工的農民工，攘臂而起，手執蕉葉扇，率眾誓神，一呼而萬人響應。
六月初六，民變者如山川奔騰般湧上街頭，史稱『織傭之變』。上午，民變者在滅渡橋捶斃正向賣瓜賣米者徵稅的參隨黃建節，午間又擊斃徐怡春，之後分別沖向閶、胥二門，四處毆殺稅官，乃至縛而投之於河。
明神宗迫於嚴峻形勢，以『撫』為基調，溫柔結案：『蘇州府織房機手，聚眾誓神，殺人毀屋，大干法紀。本當盡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懷一絲，只破起釁之人，不及無辜一人……原因公憤，情有可矜。』只收監領頭者葛成，不及其餘。而葛成在關押13年後，經巡按御史房壯麗特請矜宥，被釋放回鄉。出獄後，吳人敬之若神聖，尊稱為『葛將軍』。一場因抗稅而起的民變，至此以較和諧的結局收場。
蘇州之民變，起於萬曆年間臭名昭著的礦稅。趙翼【廿二史札記】記，礦使稅監『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生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癰已遍天下矣』。萬曆間，因連年用兵和大興土木，出現嚴重財政危機。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先後以採礦、徵稅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擔任礦監、稅使，從此中官四出，荼毒天下。不數年間，鈔關遍布大江南北，運河、長江沿岸尤甚，造成重征疊稅。稅使所至，害商擾民，搜刮民財無算，且形成由地痞惡棍集合、披着稅務外衣的黑惡勢力，各地城市與商業經濟受到極大影響，工商業倒閉者甚眾。
猛於虎毒於蛇的礦稅苛政，終於在全國各地城市廣泛引發民變。除了1601年蘇州織傭之變，此前還有1599年臨清萬人抗稅，此後還有1602年蘇松地區機戶官文以揭帖『君無戲言，稅監可殺』煽動的劫掠騷亂，1603年杭州機戶大規模罷工、逃亡的群體性事件等等。直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臨終遺詔罷除礦稅才告一段落，但因大饑荒等而起的農民暴動，又接踵摩肩，明朝終於覆滅。故趙翼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乾隆帝也評論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
老子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馬歇爾法官說：『徵稅權包含有毀滅的力量』。1601年的蘇州民變，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倫理話題：當稅收這種關係民生至要的國之重器被濫用時，抵制甚至抗擊『惡稅』，便會成為在人民中達成共識的正當防衛，進而激發民變。
關於晚明城市民變，學者巫仁恕有系統研究。他認為，晚明因抗稅而起的民變，乃是一種『發生在城市，與城市居民有關，而且是在城市環境中塑造出來的集體行動』(集體行動的概念，源於查爾斯・蒂利，主要泛指人們為追求共同權益而集聚的行動)。引發城市集體行動的原因，和農民叛亂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為了生計，有時也跟貧富差距、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的族群衝突有關。但城市集體行動與農民起義也有本質的區別：城市百姓的抗爭，容易安撫，因為他們通常還能勉強生存，沒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訴求；而徘徊在死亡邊緣的農民，一旦起義，常會演變成推翻朝廷的風暴。簡單地說，城市民變雖有抗爭，並不顛覆，『他們反官員，但不反皇帝。』
在我看來，晚明城市因抗稅而起的民變，已然內含公民不服從的興味。所謂公民不服從，在西方蔚然成河，大約有三個源頭―――蘇格拉底、梭羅、馬丁・路德・金，而在羅爾斯的論著中得到系統歸流。依照羅爾斯的定義，公民不服從，乃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違反法律的行為，其目的通常是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發生一種改變。它訴諸的是構成政治秩序基礎的共有正義觀。一般而言，公民不服從有兩種方式，直接或間接。直接的公民不服從是直接違反要抗議的法律，如上文提到的杭州機戶罷工及逃亡；間接的公民不服從則是不但違反要抗議的法律，而且通過違反其他法律來引起社會注意而表達自己的抗議，如蘇州民變中人們使用暴力手段，毆打乃至殺戮稅吏、稅棍，違反的已不只是稅法而且是刑律。
風可以吹起一片枯葉，卻無法吹走一隻蝴蝶，因為生命的力量就在於不順從。而公民不服從的力量，可以緩，也可以急，為政者須深思。
葛成：明萬曆『織傭之變』中的『激變良民』
◎吳鈎 文史學者
明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1601年7月5日)，蘇州城，二千多名飢餓而憤怒的絲織業工匠手執絞棍，衝出玄妙觀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機匠率領下，湧向蘇州城東南的葑門，他們的目標是―――搗毀東城外的稅收站，將盤踞蘇州城的稅官揪出來毆殺。在葑門外的覓渡橋邊，臭名昭著的稅官黃建節正在毆打一名進城賣瓜、交不起重稅的瓜農，於是怒不可遏的隊伍立即向黃投擲石塊，當場砸死了他。這就是蘇州『織傭之變』驚心動魄的開幕。
蘇州的織傭們之所以發起暴動，是因為朝廷派駐蘇州城的稅官橫斂暴征，貪而無厭。兩年之前的萬曆二十七年，蘇杭織造太監孫隆奉旨『帶徵蘇松等處課稅』，即督征蘇州、杭州一帶的各類商業稅，稅收衙門設在蘇州織造局內。我們知道，明代太監執掌稅事，搜刮起來往往特別心狠手辣。這個孫太監一上任，蘇州城就發生了『稅務初興，民咸罷市』的事情。及至萬曆二十九年春，蘇州遭受水災，民不聊生，但孫隆為完成年度徵稅額(相信這些稅款中有很大一部分要流入他的個人腰包)，不但不體恤民間，還加緊盤剝商民。一時間，『百物騰貴，民不堪命』，機戶相率改業、罷工，而『傭工無所趁食』，要麼鋌而走險，要麼坐以待斃。
進入六月初，這些『浮食寄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的蘇州織工開始聚於玄妙觀，密謀暴動抗稅。先是有『傭工徐元、顧元、錢大、陸滿等集眾二千餘人』。隨後加進來的織傭越來越多，這時候，崑山機匠成了他們的領袖，史料說『義士葛成，攘臂而起，手執蕉葉扇，一呼而千人響應』。
葛成是個很了不起的工人運動領袖，他與追隨者在神前起誓：『今日之事，為朝廷為民除害也，若因以為利，則天下孰能說之。有聽我號令者，從，否則，去』，並約定『不俠寸刃，不掠一物』，『分別敵友，不取財物』，將反抗的對象限定於盤剝商民的稅官。領導抗稅的組織者身上都帶着一份『手摺』，上面寫着每一個稅官的姓名與住址。在葛成的指揮下，反抗隊伍包圍了這些稅官的住宅，縱火焚燒，來不及逃跑的稅官被憤怒的人群拖出來打死。對蘇州的良民則秋毫無犯，反抗隊伍曾誤入一民家，但很快就發現誤會了，『首者即率諸人羅拜』。即使在縱火焚毀稅官住宅時，組織者也先警示附近居民做好準備，防止火勢蔓延。
從六月初六到初八這三天，抗稅的織工們將蘇州城『諸稅官皆次第芟盡』。這裡有個細節，值得特別提出來：抗稅隊伍曾一度包圍了蘇州稅使孫隆辦公的蘇州織造局，孫隆請求蘇州知府朱燮元派駐軍鎮壓，但朱知府拒絕了他的要求。蘇知府說：『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至召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且眾怒難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說，軍隊是用於抵禦外寇的，不可用來鎮壓民變。最後孫隆翻牆逃走，總算保住狗命。
到了第四天，即六月初九，發起『織傭之變』的組織者在蘇州各個城門貼出榜文，稱『稅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義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無得藉口生亂』。第五天，葛成主動向蘇州官府投案：『始事者，成也。殺人之罪，成願以身當之，幸毋及眾也。』朱知府也是一位通情達理的地方官，雖將葛成收監，卻對葛成及他背後的抗稅織傭們表達了愧疚之意：『我實不德，以至於斯，爾民何罪？壯士其無辱。』朱知府體恤民情的表態，葛成敢作敢當的大義，使得被『織傭之變』攪動起來的蘇州城內的惶惶人心很快平靖下來。一場由『激變良民』(台灣歷史學者巫仁恕語)發起的暴動，以近乎完美的方式謝幕，這在中國民變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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