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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广州日报 求治太急用刑太滥
不重证据伤及无辜
朱元璋鉴于元末吏治纵驰，民生凋敝，不惜用重典严刑惩治贪官。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因用刑太滥、不重证据，使许多无辜者受牵连甚至丧命。
在空印案中，枉死者其实不少，官府掌印者并非人人都贪赃枉法，而且“先署印而后书”是明初惯例，也情有可原。正如郑士利所说的：“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闻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莫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
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明初有名的廉吏，他生活俭朴，“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为治以德化为本，政绩非常突出，洪武八年曾受朱元璋接见。后被人诬陷入狱，即将出狱时适逢空印案发生，因受牵连再次被捕入狱，结果死于狱中。郑士利之兄郑士元在地方当官，但并非掌印者，结果也受杖刑并被发配至江浦。
郭桓案的枉死者更多，由于受到刑讯逼供，郭桓等人把一些素无来往的官员也说成是同党，朱元璋不管有没有证据，统统格杀勿论，使许多人家破人亡。
在朱元璋亲自编定的《明大诰》中，“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种种酷刑花样百出。又特设“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可谓亘古未有。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姚润、王谟拒绝官府的聘用，结果都被杀头抄家。朱元璋这种一味杀戮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反贪的范围，难怪后人把他视为暴君。
刘基曾劝朱元璋用法不要太严峻，他说：“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应诏上书时，也说朱元璋有三件事处理得太过分，一是分封太侈，二是用刑太繁，三是求治太急。可惜朱元璋都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
礼乐为先刑政为辅
乱世平世用刑有别
其实，朱元璋也知道仅靠严刑峻法并不能根治官吏贪腐，更不能成就“尧舜之治”。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与大臣讨论刑罚，御史中丞陈宁认为：“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朱元璋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拘索下情而巧伪必滋。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可见朱元璋在洪武初年主张“平刑缓狱”治天下，反对用严刑峻法钳制下民，对推行苛政的“察吏”尤其反感。当然，朱元璋这段话主要是针对治民而言的。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对群臣说：“治天下礼乐为先。或言有礼乐不可无刑政，朕观刑政二者不过辅礼乐为治耳。苟徒务刑政，虽有威严之政，必无和平之风。故礼乐者治民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也。”明确提出礼乐为先，刑政为辅的治国理念。
朱元璋御下严峻，用重典治贪，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一天，他对桂彦良说：“法数行而辄犯，奈何？”桂彦良回答说：“用德则逸，用法则劳。”这句话被朱元璋视为至理名言。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已是70岁的老人，他最后一次修改律令，颁布《大明律诰》。这次修改律令主要是将《明大诰》一些条目附载于《大明律》之后，“凡榜文禁例悉除之”，将重典改为“轻典”。朱元璋还亲临午门对群臣讲解修改律令的宗旨：“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除顽，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摄要附于律文各条下。”
史书称，朱元璋亲自编定的《明大诰》之所以多峻令，是“出自一时权宜，非上之本意”。
他晚年颁布《大明律诰》，主要是为继承者皇太孙朱允勺畔搿Ｋ还对朱允伤党隽擞弥氐渲喂的原因：“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这句话表明朱元璋认为自己通过数十年的努力，惩治贪官污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继任者将面临“平世”，没有必要像他那样继续推行严刑峻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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