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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历史网 公元14至15世纪之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步入晚期；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明朝自宣德以后，历代君主大都荒淫腐朽，不理朝政，或荒嬉无度如武宗，或专事玄修如世宗，或静摄深宫如神宗，或童昏暗昧如熹宗，但皇权却不曾坠地不收。历史上迭出不穷的后妃、外戚、权臣、宦寺、藩镇胁制君主之祸也绝无发生。清代史学家赵翼曾慨叹曰：“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确如是，回顾历史，秦、隋两朝暴君继位，二世而亡；汉、唐盛世，遇一昏君（汉元帝、唐玄宗）而中衰。而明代皇权之所以“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其关键在于：一、建立了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二、明统治者总结和汲取了历史上皇权陵替的经验教训，特别加强了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防范和控制。使任何政治势力、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都无法也不可能游离于皇权的控制之外。此外，明代皇权在政治上实行极端高压恐怖的统治模式，企图以血腥的暴力手段确立和维护专制主义皇权的绝对权威。诸如创设厂卫特种镇压机构和诏狱，制造各类政治大案、要案、血案，株连蔓引，以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等，就是这一统治模式的集中体现。其严重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明朝皇帝通过上述方法和措施，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监察诸大权于一身，从而确保了专制主义皇权在统治阶级内部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形成了晚期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皇权政治。
在讨论明代皇权之前，必须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学内涵作一简要分析考察。
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形态最本质的反映。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在专制的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一旦发出，便应确实发生效力，正像球戏中一个球向另一个球发出时就应该发生它的效力一样。”皇权（或称君权、王权）仅就词意而言，无非谓皇帝（或君主、国王）个人执掌的权力而已。但将其置于政治学范畴和中国封建社会具体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则包涵了多方面的意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萌芽于战国，确立和巩固于秦汉。这一体制由三项基本制度构成：即皇帝制度；等级官僚制度；地方郡县制度。其中皇帝制度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影响并制约着其他两项制度的发展变革。
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几乎一致认为，自秦、汉确立皇帝制度后，皇权遂不断加强，至明、清而跻于顶峰。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解答的概念问题――皇权强大的政治内涵是什么？即怎样从政治学角度去理解皇权的强大。以往一些研究著作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多以历朝政治制度的变革作为皇权强化的标志，认为君主通过改制达到了分权于下而集权于上的目的。这种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却很难作为一种政治学的概念标准来判断皇权的强大与否。历代专制君主虽殚精竭虑企图集全部大权于一身，但做到一人真正“独治”全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各个朝代的政治改革，或是将中枢权力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或是将其分割，交由若干机构、若干人共同执掌；最高明的“创制”如明清统治者，是在皇帝和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权力中介机构，以确保皇权对中枢权力的控制。那么，怎样衡量皇权在政治上是否强大呢？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结论必须依据两个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其一，皇权的稳定。其二，皇权的效能。所谓皇权的稳定，是指皇权在各种政治力量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皇权能够有效地防止和镇压任何企图反抗、颠覆、或者威胁皇权的异己势力。而皇权的效能，是指皇帝能够不受阻隔地贯彻自己的意旨，并且作为最高权力载体，有能力指导和推动整个国家机器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本身的政治功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皇权不稳定，自然谈不上强大，而皇权无效能，就不会有真正的稳定，个中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有些论者往往把皇帝大权独揽、恣意妄为视作皇权强大的标志，实际上皇帝过分集中权力、独断专行就会使皇权失去效能，并破坏本身的稳定性。
秦二世胡亥认为“凡所谓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厉行所谓“督责”之术。“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愤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结果导致强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君主事必躬亲，一人独断，势必造成上下梗塞，万机废弛。王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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