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养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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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部门所能比肩或代替的，尤其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具有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对政治人才尤其是高层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视和用心经营。
从制度上讲，明代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职官机构，翰林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然而，自天顺朝以后，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说明，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实则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对于这样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获信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
明代科举人才的翰林院经历，确使翰林官积累了相当的政治经验，增广知识，扩大视野，自律砥砺，深蕴厚积，渐趋成熟，为入阁辅弼积累一定的政治素养。明代高层政治人才多出自翰林院已是毋庸置疑。《明史・职官志》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这就无怪人们要视翰林院为“储相之所”。正因为如此，明代内阁阁臣始终能够保持其纯正的科举精英的出身，并经过翰林院的历练与积累。
除了入阁为相之外，翰林在明代政坛还有十分广泛的舞台。明代翰林官兼任科道或实任科道的情况颇多，庶吉士散馆之后，科道官是未得留馆的庶吉士的主要出路之一；而翰林学士在外转为官诸方面，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优势，部分由皇帝亲擢为行省长官，巡抚一省；多数出任州县地方官，为地方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此外，翰林官还作为科考官，主持、监督各地各级的科举考试，积极参与朝廷的人才选拔工作。
由此可见，明代翰林院远非普通的文职机构。作为国家重要的育才、储才之所，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颇为赞许，认为明代进士进入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望之所，明代的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其他方面也多有优长，是朝廷着意培植的人才。
然而，不可讳言，明代翰林院在人才的培植上也不乏消极的一面。首先，明代阁臣很多都有翰林的出身和经历，由于在朝中长期任职，逐渐形成朋党势力。他们崭露头角，进入内阁之后，便有一些同僚、同乡、门生及亲信官员聚结在周围，形成门户。阁臣的翰林院经历本是为培养其辅政能力，使其能在入阁后就能担起辅弼之任，但却也使其过早地沾染了官场的习气，拉帮结派，甚至卷入酷烈的党争之中。其次，翰林官久滞翰苑，熟读经史，工于诗文，能圆满地回答皇帝提出的各种问题，但缺乏广泛接触社会实际的政治经验，尤其是对于全国性政务、基层社会问题没有直接的了解和认识，在入阁后，仅凭以往的旧例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又不调查研究，依赖于长官意志，无法承担政治中枢的重任。这些不能不说是翰林院制度的极大缺陷，这一缺陷不仅限制了明代内阁等部门更为积极有效地进行政治管理和国家治理，而且给整个官僚阶层、政治体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种得与失，不能不让读史者深思。
作者：西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