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四夷館『韃靼館』研究

  來源: 歐亞學研究

明朝為培養外交翻譯人員，設立四夷館，專門負責四夷往來文書的翻譯，並在此教習諸蕃語言文字。四夷^韃靼館是教習蒙古語言文字，培養與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務中的翻譯人材。
關於四夷館，西方學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學者本田實信；我國學者和希格等均認為是『翻譯處』或『翻譯局』。『四夷館是一所學習、研究亞洲諸民族語言文化的學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漢字『館』的含義為學校，所以「四夷館」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亞洲研究院」』[1]。『四夷館』是主管翻譯事務、兼培養『習譯』人材的『譯學』機構。四夷館置譯字生，教習亞洲諸民族語言文字，是為了培養了解諸夷歷史地理、夷情的翻譯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儲備翻譯人材，應急之用。
前人有關明四夷館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的【關於明四夷館】[2]一文，就明朝設置四夷館的年代、設置原因、具體位置、四夷館的教師、生徒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田坂興道的【最近關於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3]一文，篇幅不大，介紹了我國學者向達、羅振玉、西方學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學者山崎忠等六位學者有關『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論文目錄。
我國學者向達的【記巴黎本王宗載――瀛涯瑣志之二】[4]一文，探討了王宗載【四夷館考】（巴黎本）的編撰時間、內容、王宗載的生平等問題。張文德的【王宗載及其】[5]一文，在向達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四夷館考】的資料來源和史料價值。
有關韃靼館的研究，有石田干之助的【所謂丙種本的】[6]。山崎忠的【乙種本『韃靼館來文』研究――東洋文庫本】[7]和【『韃靼館來文』的研究資料編――柏林本和東洋文庫本的異同】[8]等。已往的研究多集中於語言、譯語的研究，而對明代四夷館的教學體制、四夷館翻譯人員在與周邊民族、國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問題重視還不夠。對四夷館各館譯語的研究情況也不同。有關女真館譯語、回回館譯語的研究近年來有所進步。而關於韃靼館的譯語、蒙古語教學情況、蒙漢翻譯活動等問題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以明代四夷館韃靼館為中心，對其設置年代、蒙古語教學、文書翻譯活動、譯語的編撰等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四夷館及韃靼館的設立與演變
明代，中原與周邊民族、國家間朝貢、貿易往來，需要大量的翻譯人員。為了培養翻譯人材，明朝專門設置了四夷館。四夷館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為培養翻譯人材而官方設立的專門機構。主要負責翻譯朝貢國家往來文書，並教習周邊民族、國家的語言文字。韃靼館是四夷館中負責翻譯明朝與蒙古的往來文書，兼培養通蒙漢語言文字的翻譯人員的機構。
四夷館在永樂五年初設時，分為八館，後增設兩館，計為十館。對此【大明會典】記載：『凡四方番夷翻譯文字，永樂五年（1407）設四夷館，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正德六年（1511）增設八百館；萬曆七年（1579）增設暹羅館』[9]。這一史料，清楚地記載了設置四夷館的年代及增設各館情況。
關於設置四夷館的具體位置問題，【明實錄】記載：『置館於長安左門外處之』[10]。神田喜一郎依據【燕都遊覽志】『四夷館在玉河橋之西』的記載和【大明一統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館隸焉』的記載，認為設立四夷館的場所應鄰接翰林院。並指出『長安左門外』和『玉河橋之西』是指同一地點。
四夷館設置之初屬翰林院。【明史】職官志記載『遂改隸太常』[11]。關於這一問題，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依據【大明會典】 『弘治七年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12]的記載，認為『弘治七年（1494）開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四夷館是事實。四夷館改屬太常寺是決不可能的問題，應該是【明史】職官志之誤』[13]。筆者贊同這一觀點。
清代繼承明朝傳統，改『四夷館』為『四譯館』。【清史稿】記載：『順治元年（1644），會同四譯分設二館．會同館隸禮部，以主客司主事滿、漢各一人提督之。四譯館隸翰林院，以太常寺漢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設回回、緬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羅八館，以譯遠方朝貢文字。乾隆十三年（1748），省四譯館入禮部，更名會同四譯館，改八館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銜一人攝之。』[14]
劉迎勝師認為『四夷館改為四譯館是在順治元年（1644）』[15]。清朝設館之初，八館中並無女真館和韃靼館。裁撤女真館是因為滿族人早已棄用女真字，但不設立韃靼館的原因尚不清楚。這也許與清初有不少滿人懂蒙古語有關。的人張文德認為『江繁的【四夷^考】一書將女真館、韃靼館有關內容刪除，是與清朝的文字獄有關』[16]。筆者認為江繁的【四夷^考】一書未記載女真、韃靼兩館之事，與當時設立八館時，未設女真、韃靼二館有關。
二、韃靼館蒙古語教學
關於韃靼館教授與生徒人數、出身、教學與學制、翻譯文書等問題，史料雖無專門記載，但可依四夷^資料推定。王宗載的【四夷^考】和江繁的【四譯^考】二書，主要記載朝貢諸國情況，未及四夷^及韃靼館教學與學制等情況。【明史】、【明實錄】、【大明會典】等史料對四夷^的沿革等問題有所記載，但簡略提及四夷^及韃靼館的教學與學制等情況。相對來說，呂維琪的【四譯^則】增定館則中詳載明嘉靖、萬曆年間有關四夷^及韃靼館的規章制度、教學情況等，對研究韃靼館的教學與學制、教授與生徒情況，十分珍貴。
1、教師
關於韃靼^教師，由於史料記載簡單，無法斷定具體人數。明初韃靼館缺少教師。其教師來源，史料雖無明文，但估計是一些與火源潔有關係的人。韃靼館選擇教師，與各館相同。四夷館各館缺教師時，『於本館年深職官內，選其譯學優長，行止端慎者，具呈內閣考試，題請點用或只據呈批准署掌』[17]。
呂維琪【四譯館則】增定館則卷七記載了韃靼^屬官四十九名（其出身是正德間到萬曆三十二年間選入韃靼館的譯字生），其中韃靼館教授有馬廷禎、顧、林洲、馬應干、劉尚賓、馬承禮、劉尚貞、韓良議、穆世登、馬應龍等十名。
2、生徒
四夷館設置之初，生徒均選自國子監。【明實錄】記載：『因四夷朝貢，言語文字不同，命禮部選國子監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仍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18]。
後來，四夷館各館生源有了變化。【明史】記載：『初設四夷館隸翰林院，選國子監生習譯。宣德元年（1426）兼選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學士稽考程課。』[19]。自1490年開始，生徒多從世業子弟中挑選，世業子弟人數增多。
四夷館各館生徒來源有所變化，主要原因有，首先、除定期的官方選生外，四夷館教師私收子弟為生徒。其次、官僚、富商賄賂官員，使其子弟被選為四夷館譯字生。這些官僚、富商子弟不好好習譯、入館目的不純。例如：『天順三年（1459）四夷館教師馬銘違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20]。嘉靖十六年（1537）所選120名生徒，當時選收時不管是否世業子弟、不限出身。嘉靖二十一年（1542）查知嘉靖十六年（1537）所選120名生徒中郭元梓、郭元材等二十四名富戶、商人子弟，因納賄夤緣成為四夷館譯字生，而被剝奪參加會考資格，革退為民[21]。這些現象對四夷館各館帶來許多不利因素，生徒圖私利、商人子弟與外夷勾結、或泄漏夷情。為了防止這些弊端，自1566年開始，四夷館生徒專從世業子弟中挑選。
據【四譯館則】記載，嘉靖四十五年（1566）規定四夷館及韃靼館生徒『每六年一次收考』[22]。但事實上，生徒不是非常缺乏不准收取。一般都是每隔二、三十年才選一次學生。自永樂五年（1407）四夷館設立之初，到崇禎三年（1630），呂維琪編完增訂館則為止，二百多年間，共選生徒十次。自1407年到1630年期間的選生情況，可分為三個階段：
自永樂五年（1407）到弘治三年（1490）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共選生四次，分別是在1407年、1426年、1459年、1490年。這一階段的生徒來源主要是國子監生或官民子弟。永樂五年（1407），學生從國子監生中挑選，有蔣禮等三十八人入館，習譯書。後來，宣德元年（1426）開始，又兼從官民子弟中挑選學生，此次選生人數不清。天順間，因官員、軍民、匠作、廚役子弟投托教師私自習學，生徒出身不同，恐生徒圖私利、泄漏夷情。規定今後按永樂例從國子監生中挑選年幼俊秀者送館，分館習譯番夷語言文字與漢語的互譯之事。天順三年（1459）四夷館譯字官生有一百五十四名。
自弘治四年（1491）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共選生三次，分別是在1508年、1537年、1566年。『正德三年選收譯字生一百七名，嘉靖十六年選收譯字生一百二十名。皆不問世家不論本業，止泛考漢文數字，待收館之後方習番文』[23]。正德三年（1508）選生107名，嘉靖十六年（1537）選生120名。這兩次選生不管是否世業子弟、不限出身。嘉靖四十五年（1566），韃靼等館教師、署正等官顧等多次報告稱『各館缺人習譯，乞要選收世業子弟作養』[24]。因韃靼等九館缺人習學，這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共選世業子弟田東作等七十五名分館習譯。
自嘉靖四十六年（1567）到崇禎三年（1630）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共選生三次，分別是在1578年、1604年、1625年。萬曆六年（1578），增暹羅一館時，續收世業子弟成九皋等二十一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譯學缺人，十館無一名譯字生習學，只有教授等官十八人。六月二十四日收取世業子弟馬尚禮等九十四名。天啟五年（1625）報告譯學缺人『每館現任教師只有二、三人，八百館今已故絕，傳習無人，每遇譯寫來文、回答敕諭，少則尚可苟完，多則動稱堆積』[25]。天啟五年（1625）八月二十三日選收韓永禎等九十四名生徒。
四夷^十館生徒額數為百人左右，韃靼館生徒額數沒有明文規定。以上十次選生，分給韃靼館的學生人數不清。以上成九皋、馬尚禮等，均為韃靼館屬官，應是當時分到韃靼館的譯字生。韓永禎也是韃靼館譯字生。
據【四譯館則】增訂館則卷二十之十館師生校閱姓氏表, 可以斷定1625年入選世業子弟中，分給韃靼館的譯字生至少有十五人或十五人以上。
十館師生校閱姓氏表：
韃靼館
教師主簿：穆世登、劉尚貞、韓良議
譯字官：馬爾翥、劉啟澤
譯字生：韓永禎、劉啟溶、劉天申、馬士秀、孫希賢、林大有、韓良謨、昌德、林如梧、周京、王三錫、劉惟懋、呂幫柱、韓永祥、楊時盛
自萬曆三十二年（1604）到天啟五年（1625）二十多年間，韃靼館應沒有譯字生了。教師穆世登、劉尚貞、韓良議等三人是萬曆三十二年（1604）選入韃靼館的譯字生。萬曆三十二年（1604）選入韃靼館的譯字生，後來成為韃靼館屬官的有『王子龍、馬鍵、馬尚禮、劉天錫、馬承禮、劉尚貞、韓良議、穆世登、馬應龍、林如椿、叢文煒、叢文燦、陳光汀⒊鹿庀浴[26]等十四人。由此可以斷定，萬曆三十二年（1604）選入世業子弟中，分給韃靼館的譯字生至少有十四人或十四人以上。那麼，譯字生韓永禎、劉啟溶、劉天申、馬士秀、孫希賢、林大有、韓良謨、昌德、林如梧、周京、王三錫、劉惟懋、呂幫柱、韓永祥、楊時盛等十五人，應是天啟五年（1625）通過會考，選入韃靼館的譯字生。
據【四譯館則】增訂館則序記載，增訂館則是在崇禎三年（1630）完成。按1490年（此年規定四夷館生徒學制為九年，三年食糧、六年冠帶、九年授職）規定，自天啟五年（1625）選生徒入韃靼館到崇禎三年（1630）完成增訂館則，即列韃靼館師生校閱姓氏表時，上述十五人未滿六年，只參加過食糧一考，崇禎元年（1628）三年期滿，馬士秀等六十八人通過了食糧一考。應該說，天啟五年（1625）選入十館生徒，到1630年為止，無一人滿六年參加過冠帶考試。就是說，尚無人升為譯字官。1625年十館所選九十四名世業子弟中，參加校閱的十館譯字生有八十七人，七人未參加校閱工作。那麼，1625年入館的世業子弟中，分到韃靼館的至少有十五人。
1604年，選世業子弟入館習譯時，因韃靼、暹羅二館事務繁忙，請求給予增加生徒額數。那麼，韃靼館譯字生，1604年選入的十四人和1625年收取的十五人，是增加額數之後的人數。萬曆三十二年（1604）之前，分給韃靼館的譯字生可能不到十四或十五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選入韃靼館的譯字生，後來成為韃靼館屬官的有『王子春、叢文光、韓學禮、馬繼志、叢文輝、成桂、徐應誥』等八人。
譯字官馬爾翥、劉啟澤是韃靼館教師馬應干、劉尚賓之子。二人分別是在天啟二年（1622）和天啟四年（1624）繼父之業送館習譯。他們與上述十次會考入選的生徒（包括世業子弟）不同，不是參加會考被選入館，是以繼習的方式，被送館習譯。『各館年深教師，在任或病故，其子孫通譯無過者，為世業子弟比例陳情送館繼業』[27]。這種繼習也與會考一樣，要由翰林院批准方許入館習譯。繼習送館習譯的韃靼館譯字生除馬爾翥、劉啟澤之外，還有韃靼館教師馬廷禎之子馬鑰。
3、教學內容
據【四譯館則】記載，四夷館十館譯字生初習雜字，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後，以誥敕、來文、雜字一同肆習[28]。這裏，雜字是指四夷館所編各館『譯語』，即漢語和諸番語對譯語彙。誥敕的內容不得而知。來文是指四夷朝貢『表文』。
保留至今的【華夷譯語】中各館『譯語』、『雜字』、『來文』等，與四夷館各館所學課程有關。韃靼館『譯語』和『來文』是韃靼館教習蒙古語的主要教科書。
（1）、【華夷譯語】的編撰及版本
【華夷譯語】是為各館教習雜字（語彙）和來文而編撰的教科書。
【明實錄】記載：『命翰林院侍講火源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制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源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物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情』[29]。這是明朝初次編撰【華夷譯語】的情況。
在火源潔之前，已有蒙漢對譯辭書存在。元世祖忽必烈時，命人編撰【至元譯語】，而蒙古語和漢語的對譯辭書，將蒙古語詞彙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門別類，進行蒙漢對譯。

據【萬曆起居注】記載：『萬曆七年（1578）正月十一日丁巳輔臣傳令四夷館官生寫完【華夷譯語】共十冊，進呈上留覽』[30]。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所藏（膠片）【華夷譯語】明抄本十冊，不分卷，也許就是萬曆七年（1578）所編【華夷譯語】。  
【華夷譯語】有廣、狹兩義，廣義的【華夷譯語】是四夷館編撰的諸蕃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辭書。與【至元譯語】相同，也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門別類，對諸蕃語詞彙進行漢譯並列出漢字音譯。狹義的【華夷譯語】即單指洪武本【華夷譯語】。
【華夷譯語】又可分為三種不同版本，國內學者分別稱為洪武本、永樂本、會同館本。洪武本【華夷譯語】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潔等編撰的譯語，洪武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學士劉三吾之序鋟板刊行。只有蒙古譯語一種。有蒙古語原文、漢字、漢字音譯蒙古語三種。後來逐漸增改。永樂本【華夷譯語】是永樂五年（1407）初設四夷館之後，乃至到四譯館由各館館員編修的諸蕃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語彙，不同版本和抄本的內容不同。有諸番語言和漢語對譯的【譯語】和【雜字】部分。有些【譯語】還有諸番語言和漢語互譯的『來文』，即諸番來使向中國進貢表文。會同本是明末茅瑞徵所輯的【華夷譯語】，只有漢語和漢字音譯諸蕃語言，沒有諸蕃語言的原文。
（2）、韃靼館『譯語』和『來文』  
【華夷譯語】在國內外有不同版本和多種抄本流傳。【華夷譯語】上述三種不同版本中，不同抄本載有『韃靼譯語』的情況如何呢？如上所述，甲種本【華夷譯語】只有『韃靼譯語』一種。據石田干之助和田坂興道的研究，乙種本【華夷譯語】有十種抄本：（1）柏林國立圖書館所藏抄本，明抄本二十四冊。（2）柯劭腖藏明抄本。（3）東洋文庫所藏明抄本。（4）內閣文庫所藏抄本。（5）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華特搜集】中的稱為【譯字】的抄本。（6）內藤博士所藏抄本。（7）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抄本，清代抄本。（8）巴黎亞洲協會抄本，清康熙年間抄本。（9）Edkins舊藏現大英博物館藏本，明代版本。（10）京大・東洋文庫・Edkins舊藏別本・神田教授所藏本。以上十種抄本中，未載有『韃靼譯語』的是（7）、（8）、（9）、（10）四種。其它六種抄本載有『韃靼譯語』。丙種本有九種抄本：（1）倫敦大學學院所藏羅伯特・莫裏遜收藏的明抄本。（2）近藤守重目睹並著錄於【正齋書籍考】的本子。（3）松澤老泉著錄於【匯刻書目外集】的本子。（4）河內所藏法國遠東學院的本子。（5）稻葉君山秘藏本，內藤博士本和京都帝國大學本是此秘藏本的副本。（6）水戶彰考館所藏本。（7）清王聞遠【孝慈堂書目】見所謂『十國譯語』的本子。（8）靜喜堂文庫所藏本。（9）德島市光慶圖書館內舊阿波國文庫所藏本。此九種抄本中，除（1）和（6）的倫敦本和水戶本兩種抄本，未載有『韃靼譯語』之外，其餘七種抄本均載有『韃靼譯語』[31]
除官方編撰的【華夷譯語】載有『韃靼譯語』之外，明人有傳抄『韃靼譯語』的現象。明代吳人慎懋賞所撰【四夷廣記】、王鳴鶴的【登壇必究】、茅元儀的【武備志】、【薊門防禦考】、【盧龍塞略】等明人文集中，也收有『韃靼譯語』。
四夷館各館『來文』有時也被稱為四夷館課。劉迎勝師認為 『這些「來文」多數是偽造的。參與作偽的可能是一些在邊關擔任翻譯的人或四夷館的職員』[32]。他在其另一篇論文中指出『這些表文並非原本，明顯是帶有漢語背景的人偽造的，其作者可能是四夷館的教師』[33]。
四夷館『來文』，不管在邊關擔任翻譯的人或四夷館的教師偽造的，其目的應是為四夷館譯字生『習譯』而作。
洪武本【華夷譯語】收有韃靼館『來文』十二篇，永樂本收韃靼館『來文』四十篇。但北京圖圖書館善本室收藏的明抄本中，韃靼館『來文』被編在『高昌館課中』[34]。
三、外交文書的翻譯
韃靼館負責翻譯明與北元、女真部交涉事務中的朝貢、貿易外交文書。館中教師、譯字官、譯字生，都參予文書翻譯工作。有時為了驗放夷人進貢『表文』，韃靼館官生經常被派到邊關。
1、譯審邊貢文書
【明史】記載：『各國使人往來，有誥敕則驗誥敕，有勘籍則驗勘籍，毋令闌入。土官朝貢，亦驗勘籍。其返，則以鏤金敕諭行之，必與銅符相比。凡審言語，譯文字，送迎館伴，考稽四夷館譯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飭其交通漏泄。凡朝廷賜賚之典，各省土物之貢，咸掌之』[35]。
這一段材料證明，諸蕃朝貢、往來使臣，不准隨便進入朝廷，須經嚴格審查方可入境。遇到語言文字的審查和翻譯事務時，由四夷館譯字生來完成。
韃靼館譯字官、譯字生經常被派到邊關，進行譯審，驗放入貢夷人。【四譯館則】記載：『大喜峯口差官一員，驗放進貢彝人，三年一更，每遇期滿彼中巡撫官據呈申請兵部移咨由禮部本院轉行本館揀選行止端慎年深老成音番字官一員，請知內閣轉開本院起送接管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以林洲不願往，選譯字生王子龍前去。題准作實授冠帶，給予應得柴薪』。又『先年據宣大總督尚書王 題差譯字官叢文輝差往陽和』[36]。以上史料清楚地記載了韃靼館譯字生被派赴喜峯口、陽和的情況。
2、韃靼館代譯女真館文書
韃靼館除了翻譯明與蒙古的往來文書之外，代譯女真館文書。因此，翻譯任務非常繁忙。據【四譯館則】記載：『韃靼館除本館職業外，又兼譯女直來人進貢襲替來文，並回敕書及譯寫順義王表文，喜峯口驗放來人。比之別館繁劇數倍』[37]。
四夷館各館一般負責本館的往來文書的翻譯。但有時也有代譯其它地區的文書的情況。萬曆七年（1579）增設暹羅館之前，回回館代譯暹羅館文書。關於這一問題，【四夷館考】記載：『正德十年（1515），遣使貢方物，進金葉表，下回回館譯寫』[38]。【萬曆起居注】記載：『回回館貢使頗繁，文字難譯，先年常令代譯暹羅諸國表文』[39]。回回館代譯暹羅館文書的主要原因是明朝沒有懂暹羅文的翻譯人材。
韃靼館代譯女真文書，與上述回回館代譯暹羅文書的情況有所不同。當時，明四夷館專門有女真館培養通女真語言文字的翻譯人員，不缺少懂女真文字的譯字官。那麼，韃靼館在女真館不缺少譯字人員的情況下，為何要代譯女真文書呢？這與女真族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的變化有關。
女真建立金朝之後，創製自己的文字，開始使用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指『金朝建國初期，（1119年）完顏希尹所制的女真大字和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所頒行的女真小字的總稱』[40]。元明時期，有不少女真人懂蒙古語。而且，明代女真族受蒙古人影響，有一部分地區女真人改用蒙古語，出現了部分女真人不識女真文字的現象。自正統年間開始，部分地區的女真人與明朝交往時，往來文書改用蒙古語。正統九年（1444）女真部向明朝請求敕書用蒙古文字書寫。關於這一點【明實錄】有明確記載，『玄城衛指揮撒升哈、脫脫木答魯等奏：臣等四十衛無識女真字者，乞自後敕文之類第用韃靼字，從之』[41]。
根據以上史料記載，可見至少自正統九年（1444）到萬曆三十一年（1603）之間，明朝與女真往來文書使用蒙古語。因此，韃靼館負責代譯明與女真往來文書中的蒙古語文書部分。那麼，明與女真往來時，使用女真文字的部分文書，當然是由女真館的官生來翻譯。
明隆慶三年（1569），清太祖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噶蓋二位學者，根據蒙古文字母，創造了無圈點的滿文。明崇禎五年（1632），清太宗命達海在原來字母上加圈點，對滿文進行了改造。滿族根據蒙古文字創造滿文的原因，可能與明朝部分女真人使用蒙古文字，女真族中識女真文字的人越來越少這一事實有關。
注釋：


[1] 劉迎勝【與校釋舉例（『器用門』至『文史門』）】，【中亞學刊】第五輯，1996年，第253頁。

[2] 刊於【史林】，第12卷第4號，1927年，第1－16頁。

[3] 刊於【東洋學報】，第33卷第3－4號，1951年，第145頁。

[4] 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653－660頁。

[5] 刊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期，2000年，第頁。

[6] 刊於【北亞細亞學報】，第2輯，1944年，第頁。

[7] 刊於【日本文化】第31輯，1951年，第頁。

[8] 刊於【游牧民族研究】，京都，自然學會，1955年，第頁。

[9]【大明會典】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條，第五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9年，第2943頁。【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館條記載：『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譯書之事。自永樂五年，外國朝貢，特設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館，置譯字生、通事，通事初隸通政使司，通譯語言文字。正德中，增設八百館．八百國蘭者哥進貢。萬曆中，又增設暹羅館』。

[10]【太宗實錄】卷48，永樂五年三月條。

[11] 【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館條，第1797頁。

[12] 【大明會典】提督四夷^一員條。

[13] 神田喜一郎【關於明四夷館】，第6頁。

[14]【清史稿】卷一百十四志八十九職官一禮部會同四譯館樂部，第3283-3284頁。

[15] 劉迎勝【宋元至清初我國外國語教學史研究】，【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第115頁。

[16] 張文德【王宗載及其】，第93頁。

[17] 呂維琪【四譯館則】卷之五選補教師條，第2葉正面。

[18]【太宗實錄】卷48，永樂五年三月條。【四夷館則】增訂館則卷之一，建設提督四夷館條記載：『永樂五年三月因四夷朝貢，言語文字不通，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遇開科仍令就試。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彝、高昌、緬甸出會典及典匯』。

[19]【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職官三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館條，第1797頁。

[20] 呂維琪【四譯館則】卷之一建設提督四夷館條，第二葉背面。

[21] 呂維琪【四譯館則】卷之十二嘉靖二十一年革夤緣譯字生稿條，第二十葉正面。

[22] 呂維琪【四譯館則】卷之二選授收補定期條，第一葉背面。

[23] 呂維琪【四譯館則】增訂館則卷之十二，文史題奏類一嘉靖四十五年正月題選譯字生稿條，第三葉背面。

[24] 呂維琪【四譯館則】增訂館則卷之十二，文史題奏類一嘉靖四十五年正月題選譯字生稿條，第一葉正面。

[25] 呂維琪【四譯館則】增訂館則卷之十二，文史題奏類一天啟五年八月題選譯字生稿條，第十葉正面。

[26] 呂維琪【四夷館則】增訂館則卷之七，屬官十館官職名韃靼館條，第二葉背面到第三葉正面。

[27] 呂維琪【四夷館則】增訂館則卷之二，選授繼習譯業條，第一葉背面。

[28] 呂維琪【四譯館則】題解。

[29]【明實錄】，【太祖實錄】卷41。洪武二年三月條。

[30] 【萬曆起居注】萬曆七年正月十一日丁巳條，第一冊，第712頁。

[31] 石田干之助【女真語研究新資料】，【桑原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昭和六年（1931），第1288頁。

[32] 劉迎勝【古代中原與內陸亞洲地區的語言交流】，【學術集林】卷七，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頁。

[33] 劉迎勝【宋元至清初我國外國語教學史研究】，第116頁。

[34]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書】6，書目文獻出版社。

[35]【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職官一禮部條，第1749頁。

[36] 呂維琪【四夷館則】增訂館則卷三『差官喜峯』和『陽和差遣』兩條，第二葉背面、第三葉正面。

[37] 呂維琪【四夷館則】增訂館則卷十二，萬曆三十一年（1603）五月題選譯字生稿條，第七葉正面。

[38] 王宗載【四夷館考】卷之下，暹羅館條，東方學會印本，第二十葉。

[39] 【萬曆起居注】萬曆六年（1578）十一月丁巳條，第一冊，第696頁。

[40] 道爾吉、和希格的【女真譯語研究】，【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增刊，第4頁。

[41] 【明英宗實錄】卷百一十三，正統九年二月甲午條。
【作者簡介】
劉迎勝 男 1949年生，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烏雲高娃 女 1971年生，內蒙古哲裏木盟人，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原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