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1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不管神宗赐以书名“资治”，还是与司马光时治主张相关，但应当注意两点：其一，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虽然明确地将修史与“取鉴”、“资治”联系在一起，却没有象唐太宗诏修《隋书》等五代史那样，“览前王之得失”目的是“为在身之龟镜”[63]，即没有以历代君王得失作为“自身”行为、决策的鉴戒，更多的是要“为臣者”引以为鉴戒，因而不可能有唐太宗的作为，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类似“贞观之治”的局面。其二，司马光“伏望”神宗“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创出“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局面，但他自己也没有能够认真做到“以史为鉴”。北宋中期形成的新旧党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成为当时政局的重要特点。司马光不仅有《朋党论》的专篇，在《资治通鉴》中对东汉的阉党与清流之争、中晚唐的牛李党争，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卷241唐穆宗长庆元年四月，写牛李党争发端：“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顷轧，垂四十年。”卷245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写党争进一步发展：“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紧接着，便是400余字的“臣光曰”：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


    胡三省谓“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司马光能够清楚地认识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却难以跳出现实中朋党之争的泥潭，《资治通鉴》的“取鉴”、“资治”功用因此大为逊色！大凡史书只写给别人看，让别人“以史为鉴”而不是为“在身之龟镜”，其鉴戒功用还能有多少实效？这正是中国史学和中国史家的悲哀所在！


      作者：成竹 云菊


[1] 《唐史论断序》，《四库全书》本。由此序内容而论，实即《唐史记》75卷的序文，作于皇v四年草成该书之际。
[2] 《传家集》卷71。
[3] 《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英宗治平三年四月辛丑。
[5] 《玉海》卷47《治平资治通鉴》。
[6] 《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十》引“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亦以“修书分属，汉则刘，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
[7] 参见王曾瑜《关于编写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79年第3期。
[8] 《文献通考》卷193《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引乾道四年李焘上表。
[9] 《传家集》卷63。
[10] 《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十》引高似孙《纬略》。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0神宗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
[12] 《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
[13] 《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
[14] 《纬略》卷12。《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十》所引亦作“二百二十二家”。
[15] 《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
[16] 《史略》卷4《通鉴参据书》。
[17] 《新校资治通鉴叙录》卷首。
[18] 《通鉴学》第三章。
[19] 陈光崇《张氏所列引用书目补正》,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均收《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光崇《引用书目的再检核》，收《通鉴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周征松《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20] 参见谢保成著《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48－349页。
[21]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类书类》。
[22] 《答范梦得》。
[23] 洪迈《容斋四笔》卷11《册府元龟》。
[24] 刘羲仲《通鉴问疑》。
[25] 《癸辛杂识》后集。
[26] 《稽古录》卷16《上历年图序》。
[27] 《资治通鉴》卷244唐文宗太和七年八月。
[28] 《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
[29] 《传家集》卷44《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30] 《资治通鉴》卷2周显王十年“臣光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