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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北魏太武帝與崔浩信奉道教，引發了天平真君七年『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並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的第一次毀佛之舉，卷124詳記了這一事件經過。及高宗即位，『向所毀佛圖，率皆修復。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發，以師賢為道人統。』[42]宣武帝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使沙門統僧暹等『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閒居寺，極岩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百餘寺。』[43]孝明帝熙平元年（516），『胡太后又作永寧寺』，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八丈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S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裏』，『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44]
北齊崇佛黜道、北周禁毀佛道，卷166、171均有記述。隋文帝興復佛法，『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佛像。於是時俗隨風而靡』[45]。
南朝佛教流行，以齊、梁為盛。卷136記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身為宰相，『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范縝『盛稱無佛』，展開一場辯論。『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喧譁，難之，終不能屈。』梁武帝興佛，建同泰寺，三次到寺中捨身。第二次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巍保『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46]
記述唐代佛事，篇卷更多。高祖武德九年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下詔沙汰僧尼道士，太宗貞觀十三年傅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武則天天授元年敕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玄宗開元二年姚崇上言沙汰僧尼、毋得創建佛寺，代宗大曆二年君臣皆好佛、內外臣民承流相化、政刑日紊，憲宗元和十四年遣使迎佛骨、韓愈上表切諫，武宗會昌五年詔改釋教之弊、毀寺四千六百餘、歸俗僧尼二十六萬餘，宣宗大中元年『反會昌之政』、僧尼之弊皆復其舊，懿宗咸通十四年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廣造浮圖，競為侈靡。五代十國時期，後晉、閩王、楚王、後周世宗等崇佛、毀佛情況，亦均有記述。
以如此篇幅記述佛教興廢，卻沒有關於法顯、玄奘西行求法的記述，也沒有佛教各宗在唐代興衰的記述，顯然其目光還是集中在與『國家盛衰、生民休戚』相關的佛教事上，這是不能不指出的。
總之，【資治通鑑】確如胡三省所說『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而於文化史方面的內容亦有可謂『尤致其詳』者，諸如諸子思想，釋、道崇廢，經籍藝文、科學技術（天文曆法、雕版印刷、都市建築、水利工程）等，只不過需要從浩瀚的篇卷中細細爬梳，這正是編年史體裁的局限。
順便說一下【資治通鑑】的不記史學，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並建玄學、史學、文學、儒學為四學。對此，司馬光寫有一則『臣光曰』：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47]
編寫史著的司馬光為何這樣認識史學，其所編著的【資治通鑑】是儒是史？或許正因為此，才如胡三省所說，書中頗多『欲存之以示警』者，『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48]
四、欲存示警的『微意』
因事立論、感慨而發，是【資治通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繼承【左傳】『君子曰』和各紀傳史『史臣曰』的傳統。司馬光本人所寫『臣光曰』118則，引前人（自荀子至歐陽修）議論97則。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鑑序】中指出，『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這是在告訴讀者，司馬光在現實中『議國事相是非』有不能『言者』，借【資治通鑑】以發其『忠憤感慨』。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分別見於卷1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卷51漢順帝永建二年、卷192唐太宗貞觀二年『臣光曰』，讀者自見可明。『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下面有述。
1、以禮為紀綱
開篇第一句『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之後，便有一則近千字的『臣光曰』，開頭兩段這樣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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