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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資治通鑑】的纂集與特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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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舟 發表於 2012-3-14 14:5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中華文史網
最後,從【資治通鑑】書名說兩個歷來多未注意到的問題。其一,司馬光最初名其書為『通志』,而且成為【史記】之後『通前代之史,會天下之書』的鴻篇巨製,比鄭樵以『會通之法』編纂【通志】要早77年。要不是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鑑】,或許後人會見到兩部【通志】,一為北宋時司馬光所修編年體【通志】,一為南宋時鄭樵所修紀傳體【通志】,或許鄭樵另為其紀傳體通史取一個書名。其二,司馬光自名其書『通志』,而英宗卻命其『編歷代君臣事跡』,與真宗景德二年令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跡』,兩者『聖意』全同,真宗賜前書名【冊府元龜】,神宗賜後者名【資治通鑑】。不同的是,前者為類書,直錄原始文獻原文,後者為編年史,博採、詳考而後重加撰寫;前者『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21],後者不僅『遍閱舊史,旁及小說』,還強調『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22]南宋洪邁有一比較兩書取材的論述,指明【冊府元龜】不取『異端小說』,並列各類書目存在的問題,其結果造成『遺棄既多』。緊接着,舉【資治通鑑】取材『雜史、瑣說、家傳』的情況,反而事實『皆本末粲然』:



    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23]


    充分肯定『雜史、瑣說、家傳』的史學價值及史料意義。


    二、編纂特點


    從【記曆年圖後】、【進通志表】看,司馬光編著目的最初只是患舊史『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使『興亡之跡,大略可見』,並沒有非常明確的『資治』用意。當英宗命其編『歷代君臣事跡』之後,才進一步表示『凡關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為可法,惡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有了為帝王提供鑑戒的意圖。至神宗『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確定其著書主旨。因而,【進資治通鑑表】中才有這樣的完整敘述: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為可法,惡為可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宴,時賜省覽,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顯然,這是在前三次(進【曆年圖】、進【通志】、編『歷代君臣事跡』)的基礎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時賜省覽,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意願和希望,這無疑與神宗賜書名【資治通鑑】有關,但還要看到與其政治主張的關聯。


    一、非有正閏之辨,止為紀年銜接


    【資治通鑑】全書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後周顯德六年(959),編年記述1362年史事。因其『記國家興衰大跡』,所以是一部以政權興衰為中心的編年體通史,具體分卷情況如下:


周紀(前403-前256)5卷 秦紀(前255-前207)3卷
漢紀(前206-219)60卷 魏紀(220-264)10卷
晉紀(265-419)40卷 宋紀(420-478)16卷
齊紀(479-501)10卷 梁紀(502-556)22卷
陳紀(557-588)10卷 隋紀(589-617)8卷
唐紀(618-906)81卷 後梁紀(907-922)6卷
後唐紀(923-935)8卷 後晉紀(936-946)6卷
後漢紀(947-950)4卷 後周紀(951-959)5卷


    如此分卷,三國時不見蜀、吳紀年,南北朝時不見北魏、北齊、北周紀年,五代時不見十國紀年,特別是三國時沒有蜀紀,在當時以至後來均有議論。劉恕寫信表示:『正統之論,興於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璽紱相傳,以為正統。……若春秋無二主,則吳楚同諸侯也。史書非若【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而魏晉南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於吳楚,安得強拔一國謂之正統,余皆為僭偽乎?』[24]南宋周密說:『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溫公作【通鑑】則朱晦庵作【綱目】以糾之。張敬夫亦著【經世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25]司馬光特別在卷69蜀先主劉備即皇帝位,改元章武處,寫下一則800餘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觀點:『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指出正閏之說的產生,並以歷史事實點明其不能自圓其說,進而闡述自己的編著原則:


    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着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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