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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参预全书编纂者，前后总共5人，即进书表末所列名单：检阅文字――司马康，同 修――范祖禹、刘恕、刘，编集――司马光。同修三人，刘恕、刘先入局，刘负责汉，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熙宁三年范祖禹入局后，负责唐及五代，如司马康所云：
此书（《资治通鉴》）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6]
自清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提出刘负责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刘恕负责五代，范祖禹负责唐以来，两种说法长期并存。近30年来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刘恕、刘先入局，刘负责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入局后调整分工，刘接替刘恕负责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刘恕转而负责五代，刘恕卒后，五代由范祖禹接替。[7]
分工的同时，从收集资料到进行编纂，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编写丛目、长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所谓丛目、长编，从司马光《答范梦得》的书信中“梦得今来所作丛目”以及“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等内容知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明确指出：“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8]据此书信，丛目，以一书为主，标出事目，按时间顺序剪贴排列，然后将收集的相关史料增补进来，附注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无日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长编，依丛目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参照比较，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其基本原则是：“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9]
丛目、长编，是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由“同修”三人分别进行，最终集于司马光一手完成。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回忆：“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长附注有歧异的记载，经司马光最终审定，说明取舍，形成“考异”。全书经司马光h其繁冗，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具体情况，可从其写给宋次道的信中窥见一斑：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10]
由此可以知道，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光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正因为司马光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资治通鉴》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
自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11]。这里先谈一谈《目录》、《考异》。
关于《目录》30卷，《进资治通鉴表》中这样写：“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目的――以备检寻，编纂――略举事目。具体形式：上方，首载岁阳、岁名纪年，并载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以及各史所记七政（即日月与五星）之变，补《资治通鉴》书中历法及天象之不足；目录仿《史记》、《汉书》年表，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提纲挈领，颇似《资治通鉴》简本；下方，标注明《资治通鉴》卷数，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也。”[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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