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文史網 魏應麒先生【中國史學史】：『古人作述，「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史通・疑古】)雖使是非紛淆，真偽無別。關於此例，更僕難數，【史通】中【疑古】【惑經】二篇，即詳言其事。【疑古】舉十條以示其懷疑，【惑經】列十二例以表所未喻。(【史通・疑古】、【史通・惑經】)問不蹈虛，讞皆切實。於是知幾從而斷之曰：「爲史之道，其例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詳言之，即采輯時範圍不可不廣，否則無以見其會通，難以言其博洽；而撰修時詮擇不可不嚴，否則將不辨其是非，何以明其真偽。故知幾以爲二者雖「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史通・史官建置】)此采輯史料既宜廣而又當詮擇之說也』。[20]
呂思勉先生【史學四種・史通評】：『此篇(筆者案：【疑古】篇)於經學雖疏，然其論史眼光，自極精銳』。『此篇(筆者案：【惑經】篇)宗旨與前篇同，而不如前篇之可取。蓋前篇論經所載事之不足信，雖乖經義，有裨史識。此篇專攻【春秋】體例之不合，而又不達【春秋】之例，則悉成妄語矣。』
又其【廣疑古】篇：『劉子玄疑古之說，後儒多訾之，此未有史識者也。[21]
錢穆先生【中國史學名著】：『劉知幾對於古代的中國史懷疑，他說：「倘若魏晉宋之帝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易是」，這樣一講，就對全部歷史泛起了一種虛無的看法。那是一種極刻薄、極輕浮的虛無主義。人物無賢奸，歷史無定準，特別是到了近代，我們講歷史的人，又特別喜歡疑古，「疑古」成爲近人治史一大運動。劉知幾【史通】這部書，遂成爲近代人之同調，近代人之先覺。中國古人早巳如此講了，豈不爲近人一安慰、一鼓勵。劉知幾【惑經篇】說：「春秋之義所未喻者七」，又說【春秋】有「五虛美」，【春秋】並不這樣好，只是後人虛美了它。又說：「王充問孔，論語備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他很高興王充【論衡》裡的【問孔篇】對【論語】加以許多批評，而恨他沒有批評到【春秋】，他是來補充王充而批評孔子【春秋】的。』[22]
李宗侗先生【中國史學史】：『唐以後修史者，外採取劉氏議論，然評者常反對疑古、惑經兩篇，因兩篇中對於古史不只有疑惑，且對孔子之春秋有甚多批評，而認爲左氏在三傳中皆合周典。在清代以前，人固可以評史，而不可以論經，劉氏之受反對固其當然。然現在觀之，六經皆史，則以批評史書爲目標之史通，自然可論及春秋以及其他古史。』[23]
程千帆先生【史通箋記】：『王充作論衡，於書虛、語增、儒增、藝增諸篇，亦已有所穿穴揭發。子玄生世，適在汲冢群書出土之後，思想又深受仲任之啟示，則其書爲此論也固宜；而爲之開脫者，乃轉屬俗儒之見，未足以語夫子玄之史識也。』[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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