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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通典》写“典章经制”，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的客观进程，动摇着以记帝王将相和一朝一代兴废为主的、被官府垄断了的纪传体“正史”的“独尊”地位，走出一条与已经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正史”所不同的道路，为史学发展注入新的血液。马端临继杜佑之后纂成《文献通考》，发扬了《通典》以考察“典章经制”沿革来以认识客观历史进程的成就，比杜佑更完备地描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的演变。因此，应该说马端临对《通典》的问题看得比较清楚。
关于“去取之际，颇欠精审”的问题。《新唐书・艺文志二》“职官类”中有一个系列的著录，应当重视，这就是关于翰林院的史籍。其中，有李肇《翰林志》1卷、（佚名）《翰林内志》1卷、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1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二九》还著录有元稹《承旨学士院记》1卷、韦处厚《翰林学士记》1卷、韦执谊《翰林院故事》（一名《翰林故事》）1卷、丁居晦《重修翰林壁记》1卷、张著《翰林盛事》1卷。宋代洪遵汇编《翰苑群书》，上卷辑录了这些著作。它们之中，有成书于《通典》之前者，也有写在《通典》问世之后者。我们知道，“翰林待诏”始置于玄宗初，后号为“翰林供奉”，与集贤殿书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天宝末以前，均是如此。德宗即位后，翰林学士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由皇帝私臣演为“内相”[42]。宪宗即位，又由翰林院院长一人别敕承旨，重申罢中书草制，取代部分相权，削弱中书省的中枢地位。继之，翰林学士成为提升宰相的必经之路。翰林学士由皇帝私臣演为“内相”，其转折在德宗初年，即在《通典》成书之前。对于从玄宗时就开始发生的这项重要的高层结构的变化，《通典》竟然没有记载。而置“翰林待诏”、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都是玄宗朝的事，在《通典》记事时限范围内，这不能不说是“颇欠精审”的一条重要例证。
“姓氏之学，最盛于唐”。玄宗天宝前后，恰恰是唐代姓氏之学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太宗时，有官修《氏族志》协调关陇士族与山东士族的矛盾。高宗时，有官修《姓氏录》打破士庶界限。玄宗时，士庶界限日渐缩小，官修《姓氏系录》“叙唐朝之崇”，使“百代承风”[43]，总结李唐建国以来姓氏的变化。另一方面，“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44]与“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45]，也是中唐以前颇为盛行的一种社会风习。“安史之乱”后，随着士庶合流，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情况才越来越普遍。显然，中唐以前的氏族问题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风习紧密相关。杜佑却无视这－历史实际，未予记述，当然是“去取欠精审”了。
关于“节目之间，未为明备”的问题。分封制与郡县制优劣的讨论，自魏晋至中唐，一直是涉及“体要”的热门话题。“虽备征利病，而终莫详究。”在唐代，先有魏征、李百药、马周、刘秩等反对分封制，后则是杜佑、柳宗元的“深探其本，据古验今”。杜佑从“海内统一，人户滋殖”，“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和政在列国，“其患也长”；政在列郡，“其患也短”[46]等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得失利害。同时，还在“职官”门立有“王侯总叙”、“历代王侯封爵”两条，分别论其利弊，叙及沿革。杜佑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在《通典》中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地位。不仅魏晋以来的各家立论未录，甚至连分封或封建这样的“节目”也不见。事后，大约杜佑也感到欠妥，便在节要而成的《理道要诀》中专立了“封建”一目[47]，算是一种弥补。
对于唐代使职数量的剧增、职权益重的变化，《通典》中无专节记述，当然也是属于“节目未明备”的问题。武则天至玄宗前后，唐代设官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变化就是使职的大量设置。“开元以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其后，“名号益广”，“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48]《通典》仅以“节度、团练、都统等使”附于“都督”条，其它大量使职则不见于“节目”，只是部分地出现在相关的叙述或夹注中。如卷六“赋税下”末尾注文记有“至德、乾元之际，置度支使”，同时提及转运使、黜陟使等。又如卷二一“中书省”叙集贤殿书院，提到修书使的设置。
上举《通典》存在的“去取欠精审”、“节目未明备”者，都是与反映社会结构或社会风习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杜佑虽然忽略了，但与杜佑同时代的苏冕却注意到了。在《唐会要》中，无论翰林院、氏族，还是封建、使职，均单独立目，甚至用两、三卷的篇幅记其损益。[49]马端临比较《通典》与《唐会要》的立目，肯定后者而批评前者，正说明他的眼光也是放在考察社会变革上的。
通过以上全篇分析，就严格意义而言，不能只简单地说《通典》是“载古今制度沿革”的制度史，而必须看到它是一部完整记述中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或者说，是一部反映古代体制变革的巨作。只有这样，才能澄清上千年来的各种歧义，正确评定它的得失。
(作者：谢保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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