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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鳳凰網 上述這些奏報，說明伊裏布當時是一個積極的『主剿』論者，對林則徐也十分的崇敬。他認為英軍『見挫於粵兵』，所以才『突入浙洋，肆其狂悖』，『粵省水師較閩省尤為勇敢，又為□逆素畏懼，用之更為得力』，所以，他多次密奏道光敕下兩廣督臣林則徐『速即多派水師，航海至浙，會同攻剿，俾兵威更振，易於殲除』。（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伊裏布奏摺。）
伊裏布到鎮海前線之後，實際體察了中英雙方軍事實力，認為清軍『船隻炮械舵手人等，均各不齊』，『洋面打仗，斷非我軍所長』，攻剿難以得手，（【鴉片戰爭】第3冊，第258頁。）『縱能克城，亦難御』。（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裏布奏摺。）劉韻珂在稍後談及伊裏布思想的轉變，在一次奏報中，他說『伊（裏布）當該逆佔據定海之初，專意剿辦，曾經具折密奏，有必須使該逆創巨痛深，方可冀其懾服之語。奉命來浙，細加體察，始之前言不能自踐』。（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劉韻珂奏摺。）從此，伊裏布由主剿轉為主守，採取了『從嚴防範，不令該夷竄入口內，一面將攻剿事宜，密為部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裏布奏摺。）的對敵方針。
從檔案資料所反映的情況來看，不僅定海失陷之時，沒有出現投降派的鼓譟，而且從道光二十年六月定海失陷到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浙江反攻失敗，儘管道光一度主撫，除琦善追隨道光言撫，伊裏布出於對中英實力懸殊的考慮而言守以外，各省疆吏則無不言剿。特別是琦善到廣東主撫失敗以後，朝野上下，更是一意言剿，並對琦善的誤國行徑紛紛表示譴責。兩江總督裕謙上書奏劾琦善:『以撫誤戰』，『以該夷求撫為可恃，而以我兵嚴堵為非計』，裕謙大聲疾呼:『從來外夷，非畏威不知懷德，故馭夷必先剿而後撫，自宋至明，邊患不同，要之申國威者，皆忠義之臣，而不顧國體者，皆奸佞之輩，慮久遠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圖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年來，聲威遠震，四夷臣服，曠古未有，況英夷不過奸商，其所糾合，不過販煙之匪類，何必如琦善屢奏，惟務誇張外夷，以挾制中國』。裕謙認為:『該夷未受巨創，尚不知天朝威力，即使將就完結，名不正則言不順，將來之互市，亦屬弛張兩難』。（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裕謙奏摺。）閩浙總督顏伯燾指出:『查英夷即桀驁不馴，若不痛加攻剿，其勢斷難懾服，即或天朝寬大之恩，亦必使之畏威，方可冀其懷德，是欲明示羈縻，必先大伸撻伐。』（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顏伯燾奏摺。）湖廣總督裕泰則上奏:『臣伏見我皇上制馭外夷，玩則懲之，服則舍之，予以自新悔過之途，實為天地含宏之量。惟思服釁必示之以威，懷柔始溥之以德，方期革面洗心，永杜復釁』。（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裕泰奏摺。）兩廣總督祁□也重申:『竊維國家柔恤外夷，無微不至，□逆久在聖思覆幬之中，多年准其在粵貿易，亦屬仁至義盡。乃敢自外生成，逞其犬羊之性，妄肆鴟張，至於此極，實屬神人所共憤，覆載之所難容……即當竭盡心力，會商設法剿辦，斷不敢稍事遲回觀望。總期掃除殆盡，不遺醜類，以仰慰聖主綏定海疆，震？？奸夷至意』。（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祁□奏片。）
我們從上面幾位總督大員的奏摺中可以看到，儒家的華夷之辨思想在外族入侵的時候，同樣能夠激發和推動統治階級抵抗侵略。因為儒家對敵鬥爭的原則思想是:以尊臨卑，恩威並用；倘其馴服，不妨懷柔羈縻，示以寬容；倘其桀驁不馴，恣意妄為，那就只有大張撻伐，懾以兵威。而且定海失陷以後，這些總督大員並不清楚英吉利、法蘭西為何物，在他們眼裏，西方國家還是腥□夷狄之輩，在素來以老大自居的中國封建統治集團內部，不可能立即形成一個妥協投降的政治派別。實際情況亦是如此。所以，我們認為，在定海失陷以後，在統治集團內部並沒有形成絕對對立的兩派――抵抗派與投降派，道光一度主撫更不是投降派推動的結果。
但是，清朝統治階級主剿的立論基礎是反侵略的必要性，他們並未仔細考慮取得反侵略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他們必勝信心來源於錯誤估計中英兩國的基本狀況，和對西方世界的無知。他們在未與英軍交戰之前，虛驕自大，痛言進剿，而當他們與英軍稍一交手，立即發現，英軍的實力，包括內河和陸上的實力，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同時，清朝統治集團又不敢於發動民眾抵抗西方列強的入侵。因此，由虛驕而變為恐懼，妥協投降就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
首先讓我們看看奉令前往浙江收復失地的揚威將軍奕經的表現。早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他曾上奏朝廷，認為:『□夷猖獗，肆逆東南沿海地方，皇上命將出師，用彰天討，殲除收復，∑詼ㄗ嚳艄Α薄＃ǖ攔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奕經奏摺）當他出任揚威將軍以後，所奏無不力言『剿』字，抵達嘉興行營，即上奏:『屈指計算，為期不過一月內外，即可三路進剿，明攻暗襲，所賴皇上天威，不難一戰克復，淨掃夷氛』。（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奕經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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