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元典章】校【元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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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材料最後一句話，說的明顯就是上一條材料中後半段的內容。上一條材料所謂『怯烈歹也先帖木兒等年時那裡有來的省官每』，到這條材料中變成了簡單的『也先帖木兒等省官每』，可見上條中的『怯烈歹』只是部族名、修飾語，並非單獨的人名。稽諸史籍，我們根本找不到這一時期的陝西行省有名叫『怯烈歹』的長官。相反也先帖木兒卻有不少材料。他早年以世祖忽必烈近侍的身份，與不忽木、禿忽魯等人同受學於許衡。至元三十一年任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三月入爲中書平章政事，任相不足一年，次年正月去職。封（應當是追封）咸寧王，諡貞獻[2]。已經知道的各種材料都沒有提到他的族屬，據前引【元典章】來看，這位也先帖木兒顯然是克烈（即怯烈）部人。
　　3.【元史】卷一九【成宗紀二】元貞二年七月條（405頁）：
　　癸酉，詔……雲南、福建官吏滿任者，給驛以歸。
    此條詳見【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驛站・船轎・任回官員站船例】：
　　大德元年六月，行中書省准中書省咨。來咨，奏准『福建、雲南任回官員，旱路里長行馬里來，到水路里應付站船』，欽此。……照得先准中書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俺管底城子裡做官來的人每，田地遠麼道，不肯來有。如今怎生般來的每根底，去時分鋪馬里去了，月日滿呵，回來時分，俺根底要了解由文書的每根底，自己的長行頭口裡回來呵，沿路站里他每的馬每根底，草料交與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語是的一般有。依著他每說來的，站里安下，飲食草料交吃著來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又准中書省咨，元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過事內一件，『雲南、福建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那裡赴任去的官人每，鋪馬里去有。任滿回來呵，長行馬里來有。那般呵，煞生受有。人（引者按：此字疑衍）又那裡做官人去的歿了呵，息婦孩兒每出來不得。」說將來有。俺商量的，這的每出來時節，旱路里長行馬里來，到水路里呵，站船里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依外，移准都省坐到任回官員品級各得站船數目，開坐前去，仰照驗依上施行。
    可見當時的規定，是在雲南、福建任滿北歸的官員，旱路騎『長行馬』，水路則乘站船。乘站船可稱『給驛』，騎長行馬就不然了。上面這條文件講得很清楚，任滿官員騎的長行馬，是『自己的長行頭口』。雖然可以在驛站歇息，享受飲食、草料供應，但畢竟是自備馬匹，與騎乘驛站官馬不同，負擔仍然較重，『煞生受有』。因此，朝廷才允許他們遇水路乘坐驛站官船，以適當減輕個人負擔。幸運的是，在現存【永樂大典】殘卷所載【經世大典】部分內容中，也可以見到這份文件。【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九引【經世大典・站赤】：
　　（元貞二年）六月，丞相完澤、左丞相吉丁（引者按：當作左丞楊吉丁。『相』、『楊』二字形近致誤。楊吉丁又名楊炎龍，其任左丞事，見【元史・成宗紀】及【宰相年表】）等奏：『雲南、福建行省言，「赴任之官雖准給驛，然得代而還，則自備鞍馬。且歿故者，妻子不能得出，誠可憐憫。」臣等議得，任回庶官，在陸途則乘己馬，及至水路，官給驛舟送之。』奉旨：『准。』
毫無疑問，這條材料與上引【元典章】所載元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事是同一件事。唯【經世大典】所載『六月』，當爲『六日』之誤。因爲就現存【經世大典・站赤】內容來看，其記載朝廷大臣奏事，例書月日，此條書月不書日，已屬可疑。而且這一條材料的前面，又是七月二日的一份文件。只有將『六月』看作『（七月）六日』，才能解釋得通。很明顯，【經世大典】已對【元典章】所載蒙文直譯體奏事公文作了改寫，將原文的『長行馬里來』改寫爲『乘己馬』，『站船里來』改寫爲『官給驛舟送之』。改寫的結果，含義更加明確。【元史】編者大概只看到後半句，以『給驛以歸』一語籠統敘述，犯了嚴重的以偏概全錯誤。事實上，雲南、福建行省提到的病故官員家屬回鄉問題，直到英宗即位後方才獲准乘驛[3]。而任滿官員自己能否『給驛以歸』，似乎一直沒有獲得明確首肯。
　　在此順便就元朝官員乘驛問題多說幾句。元朝廣設驛站，目的在於『通達邊情，布宣號令』[4]，主要供朝廷官員出差、以及諸王、邊將稟報軍情急事時使用。至少在制度規定上，對給驛範圍限制是很嚴的。從【經世大典・站赤】、【元典章】、【元史・兵志・站赤】所載各種規定來看，一般的地方官不要說任滿回京、回鄉，就是在任內因公務進京，或是赴任所上任，也不能普遍享受『給驛』待遇。至元十七年規定，外任官任所遠在二千里以上，才『與鋪馬』，不足二千里的，只『教長行頭口裡去』。[5]元末成書的高麗漢語會話教科書【朴通事】中載有如下一段對話[6]：
　　你哥除在那裡？除在南京應天府丞[7]。
　　幾時行？昨日去了。
　　鋪馬里去也，長行馬去？甚麼長行馬，五個鋪馬去了。
　　也不小可。去時節有甚麼氣像？比丞相爭甚麼？車馬，茶褐羅傘，……那氣像是氣像。
可見直到元末，外官上任給驛前往，仍然並非通行待遇。當然元朝（特別是中後期）存在著嚴重的『給驛泛濫』、導致『站戶睏乏』的現象[8]，這是制度執行不嚴所致，並且破壞制度的人主要是諸王貴族、高級僧侶、朝廷大官，與我們上面談的問題並不矛盾。
　　4.【元史】卷二一【成宗紀四】大德九年六月條（464頁）：
　　庚辰，立皇子德壽爲皇太子，詔告天下。……外任官五品以下並減一資。
此條詳見【元典章】卷八【禮部二・官制二・選格・外任減資升轉】：
　　大德九年六月初五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外任官員較之內任，升轉甚遲。但歷在外兩任，五品以下並減一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