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读史网 参考文献： [1]参见《书・清儒第十二》（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6月。
[2]钱穆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张“继承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C、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住住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1页。）梁启超却主张“反动说”，说：“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01页。）1920年在其《清代学术概论》进一步申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见《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第7页、第4页。）
[3]《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P555上。
[4]《国学发微》，P501下-P502上。
[5]“明之中叶，以博洽著称者杨慎，……次则焦f，亦喜考证，……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方以智“通雅”条，中华书局1995年4月，第1028页。
[6]蒙文通曾说：“廖师之论清代经学，别之曰顺康派，雍乾派、嘉道派、咸同派。刘氏之论清代经学，则别之曰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虚诬派。刘、廖之见不同，故抑扬有异，谥名遂殊，然于内容之分析则无大异。”（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6月，第146页。）两者是否有学术渊源关系，待考。
[7]参见《近代汉学变迁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
[8]“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核名实，威令严明。而丛掇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繁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国力既虚，强自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悲夫！”见《近代汉学变迁论》P1542上。
[9]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论时代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
[10]关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刘师培的清学史著作存在学术采鉴关系，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周予同先生。他说：“梁氏两书取之于章氏（章太炎）、刘氏（刘师培）的著作。”（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900页。）
[11]参见《近儒学术统系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
[12]《近儒学案序目》P1754下。
[13]《甲辰年自述诗》。
[14]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86页。
[15]《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P2177下。
[16]“学以地殊”这一提法是笔者根据刘师培相关论述概括而成的。刘师培在论著中多处提到地理环境因素对学术分布的影响，《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诸子学不同论》谓“学术因地而殊，益可见矣”（见《遗书》P549下）；《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启及凡例》谓“盖周代之初，民无私学。东周以来，士尚私门撰述，而学派或因地而殊，郡国州邑有特殊之学，即有专门之书”（见《遗书》P1605上）；“盖山川之隔，人情风俗之所由异也”（见《读书随笔・〈王制〉言地理中多精言》P1952上）。所以“学以地殊”这种概括应该合乎刘氏的本义。
[17]《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见《史记》卷129，中华书局1959年7月，第3267页。
[18]周叔平、陈国庆点注，顾炎武著《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628页。
[19]“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见《书・清儒第十二》（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5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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