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5)

  来源: 中国读史网

五、清代诸学派及学者的评价
清学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学派争论：汉学与宋学、古文学与今文学。清初诸大儒一般不分汉学与宋学，汉宋兼采，不标榜家派门户壁垒。迄乾嘉之际，惠、戴崛起，汉学如日中天；而当时以方苞、姚鼐、刘大为首的桐城派也异军突起，不仅尊宋学，还以孔孟道统自居。桐城派早与汉学家结怨，尤其姚鼐欲拜戴震为“夫子”而遭戴氏的委婉拒绝，在学林大失面子，终身切齿。及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站在汉学立场上，把桐城派排斥在宋学之外。这引起了桐城派弟子的极大不满，方东树针锋相对作《汉学商兑》，对汉学批判不遗余力，从此汉宋之争愈演愈烈[55]。
刘氏讨论清学之时，不可能不涉及对学派的评价。刘氏并不同意江藩的做法，把桐城派排除在清代学术史之外，准备在《近儒学案》中立“桐城学案”，说明他还是肯定桐城派在清代学术史上应有它的一席之地，至于对桐城派作何评价那是另一问题。刘氏认为，“桐城方氏，精熟三礼，著述斐然，与伪儒之学稍异”，方氏学术虽然与清代理学有所不同，但是与汉学相比，“然皆无足重也”[56]，可见他对桐城方氏的学术评价是很低的。同样他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桐城派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桐城之学，自成风气，疏于考古，工于呼应顿挫之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至于今不衰”[57]；“桐城方苞，善为归氏古文，明于呼应顿挫之法，又杂治宋学，以为名高，然行伪而坚，色厉内荏。姚鼐传之，兼饰经训以自辅。下逮二方，犹奉为圭臬。东树nn，尚类弋名；宗诚卑卑，行不副言”[58]；“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59]这些都足以表明刘氏对桐城派缺乏应有的历史分析，过于武断，仍难脱门户之见，有明显的“扬汉抑宋”倾向。
刘氏是一位骈文的正宗论者，以骈文为“文”，以散文为“笔”，赞扬他的同乡先贤阮元与汪中，自己也偏爱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因为阮元早就重提“文笔之辨”，为骈文张目，有汪中以骈文著称于世，所以他才敢于打出“天下文章在扬州”[60]的旗帜，要与桐城派争天下第一[61]。事实上，“天下文章在扬州”，只不过是刘氏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62]。骈文在清代虽然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是学界的主流还是桐城派的散文占主导地位，骈文无法与散文相比肩。由于要争坐文章“天下第一”的缘故，刘氏对桐城派的评价要持客观的态度就显得有点困难了，那么对于他的“扬汉抑宋”立场、对桐城派存有学术偏见，我们就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
常州今文经学发端于庄存与，后有刘逢禄、宋祥凤，均治今文学，而至龚自珍、魏源发扬光大之，到康有为则集大成。常州今文学的兴起，有它学术本身自在的原因，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来解释常州今文学的出现，有相当的道理，当然也是道、咸以来社会政治变动使然。应该说，刘氏认识到了今文学出现有它的学术必然性，是对汉学末流琐碎无用的反拨，“江南学者，仍守摭拾校勘之学，……然辗转稗贩，语无归宿，甚至轻易古书，因沩袭谬，而颠倒减省，离析合并，一凭臆断；且累言数百，易蹈辞费之讥，碎细卑狭，文采黯然。承学之士，渐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学”[63]。但他把常州今文学归入“虚诬派”，而且对今文经学批评近似苛刻，“考其所学，大抵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其说颇返于怀疑，然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其择术则至高，而成书则至易。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经术支离，以兹为甚”[64]。出身古文经学世家的刘氏对古文经学情有独钟，在所难免，当然对今文经学就存有门户之见了，所以他对今文经学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以及晚清的政治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没有清楚的认识。
刘氏早年写过不少关于清代学者的传记，颜元是较早被他所关注的一位学者，著有《习斋学案序》、《幽蓟颜门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颜李二先生传》。他说：“自宋儒区分体用，政学以岐，讲学之儒，渐舍实功。惟习斋先生以用为体，力追三代教学成法，冠昏丧祭，必遵古制。从游之士，肄力六艺，旁及水火、兵农诸学。倡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较之安定、横渠固有进矣。”他对颜元学术评价很高，“先生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身体力行，一矫讲学空虚之习。至先生论学，惟存性一编，辟宋儒气质之说，实开东原学派之先”。对于诋毁颜元之学的桐城方氏、武进汤氏，刘氏认为这种行为无异于蜉蝣撼大树，“亦何损于先生之万一哉”[65]。同时他认为颜元之学受到西学的影响，“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66]。颜元之所以较早进入刘氏的学术视野，在于颜元之学重“实学”、倡经世之用，与他前期学术旨趣暗合的缘故。
戴震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近代学者对其的阐扬分不开。钱穆、侯外庐都认为章太炎有首倡之功[67]。章氏确是最早阐发戴震之学的近代学者，不过未及深论，只是开论戴震之学的先声。比较全面系统地评价戴震学术的应该是刘氏。刘氏最推崇戴震，自承“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68]，曾撰有《东原学案序》、《戴震传》、《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论著。他对戴震学术定位极高，“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69]，“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以辨物正名为基，以同条共贯为纬。论历算则淹贯中西，论音韵则精穷声纽，论地舆则考订山川，咸为前人所未发。而研求古籍，复能提要钩玄，心知其意。凡古学之湮没者，必发挥光大，使绝学复明。凡古义之钩棘者，必反复研寻，使疑文冰释。”[70]对戴震之学评价至高，当然桐城派对戴震的批评，在刘氏看来不过是“鄙儒之说，何损于东原万一哉”[71]。刘氏不仅认同于戴震的“考证”之学，而且也充分肯定其“义理”之学，对戴震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义理之学推崇有加，并且他本人还仿《孟子字义疏证》作《理学字义通释》。
刘氏在其未完的《近儒学案》中，专立有“东原学案”，而把吴派开山大师惠栋纳入东原学案的“别出”部分，显然他认为惠栋之学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所以《近儒学案》没有准备专门立有“惠氏学案”，似乎从中可以看出刘氏个人的学术偏见了[72]。由于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对戴震学术的挖掘与推崇，戴震的学术价值才引起了后来学者的普遍重视。戴震之学的红火，固然得力于章氏的开启之功以及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阐扬之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了刘氏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术贡献。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1904）与《清代学术概论》（1920）对戴震评价前后迥然不同[73]，及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应该说均受刘氏之影响。
戴望则是刘氏关注的另一位学者，他作《戴望传》，视戴望为晚清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浙江德清戴望，中年好颜李之学，著有《颜李学记》，所以刘氏把戴望归入“习斋学案”[74]，认为戴望学术与颜李之学一脉相传。戴望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但是出身古文经学传统的刘氏却对戴望的学术另眼相看，“德清戴望，受业宋氏之门，祖述刘、宋二家之意，以《公羊》证《论语》，作《论语注》二十卷，欲以《论语》统群经，精诣深造，与不纯师法者不同。”[75]《戴望传》还指出：“自西汉经师以经术饰吏治，致政学合一，西京以降，旧学久湮。晚近诸儒，振兹遗绪，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为实用学，颜习斋、李刚主启之；一为微言大义学，庄方耕、刘申受启之。然仅得汉学之一体。惟先生独窥其全。故自先生之学行，而治经之儒得以窥六艺家法，不复以章句名物为学。凡经义晦蚀者，皆一一发其指趣，不可谓非先生学派启之也。况复明华夏之防，……蛰居雒诵，不欲以曲学进身，亮节高风，上跻颜李，岂若近儒诂麟经者，饰大同之说，以逞其曲学阿时之技哉。”[76]戴望阐发今文经学的经义，还洞晓华夷之辨，刘氏认为不能与“曲学阿时”的康有为相提并论。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刘氏清学史研究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他的清学史研究以章氏《清儒》为起点，还是其论学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都不应该忽视他在研究清学史领域中的诸多创获，对清代学术演变作了独特的阐述，提出并实践了新的学术命题，开拓了清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突显扬州学派的学术地位，这些都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刘氏讨论清学史之时，注意到了对同一个对象作多角度分析，往往从“变迁”、“不同”、“得失”视角论述清学，认识到学术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时间上的区别。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观点都比较平实，少有激进之论，也正因为如此，刘师培在晚清学林赢得了不同学派倾向学者的认同，对梁启超、胡适、钱穆的清学史研究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他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否认刘氏在清学史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开拓者地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者：李孝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