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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讀史網 四、整理與研究揚州學派
劉氏作為晚清揚州地域學術的後起之秀，這是不爭的事實。他本人也意識到自己的學術使命，對於先輩的學術崇敬有加，以此勉勵自己，『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43]。由於學術上的親緣關係，倍增劉氏追述其學術先哲的興味。在劉氏相關清學史論著中，沒有專門論述過揚州學派，即使在那部未完著作【近儒學案】，根據【近儒學案序目】的『目錄』所提供的線索來分析，他也沒有計劃專門立有『揚州學案』，而只立以朱澤V、王懋f、劉台拱為代表的『寶應學案』，把後世學者公認為揚州學派中堅的阮元、焦循、凌廷堪、汪中、王念孫納入『東原學案』。這固然說明了揚州學人師承複雜，難以劃分，但更重要的還在於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揚州學人作為一地域性學術群體，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地位。章太炎討論清代學術時，也只提吳、皖兩派，而把揚州學者分別於兩派之中，如焦循、王念孫、王引之入皖派，李等則歸入吳派[44]。劉氏之所以沒有專立『揚州學案』，可能受到章氏的影響。儘管如此，劉氏還是一直致力於光大揚州學術為自任，寫了不少關於揚州學人的傳記、題跋等，整理與研究揚州學人的生平事跡、學術成就、治學方法，凸顯揚州學術在清學史中的地位，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可以這樣說，劉氏是研究揚州學派的先驅者，正因為他的努力，才使揚州學派引起了研究清學史學者的重視。
揚州學派作為一個地域性學派，因其學派主要成員都系揚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間涵蓋面包括乾嘉時期揚州府所管轄各州縣學者，但是當時著名學者都出在揚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縣，及其北邊的高郵州、寶應縣，以及南邊的儀徵縣。乾嘉之際，揚州是江南最為繁華的商業城市。經濟的繁榮帶來了文化的繁榮，一時著名學者，如戴震、惠棟都聚會於揚州，著述講學，使揚州之地形成了開放、兼容的治學風格，既有皖派弟子也有吳派弟子，和平共處，相互影響。『戴氏弟子，舍金壇段氏外，以揚州為最盛』[45]，王念孫、王引之、任大椿、阮元、凌廷堪、焦循，都是戴震之學的嫡系。劉氏還指出，『自阮氏以學古躋顯位，風聲所樹，專門並興。揚州以經學鳴者凡七八家，是為江氏之再傳』[46]。揚州學派雖然吸取吳、皖兩派的治學門徑，不囿於一家之學，但是更多傾向於皖派，與戴震之學一脈相傳，『戴先生之學，……惟揚州之儒得其傳』[47]，基本上沿着皖派的治學路徑而發展形成的。揚州經學之所以興盛，導源於揚州學者的學術寬容學風，『焦、阮二公力持學術之平，不主門戶之見』[48]。吳、皖兩派學者都可以在揚州講學，而且與古文學不兩立的今文學也有立足之地，江都凌曙治【公羊】，『魏源、包世臣，亦從游江淮間，士承其風，間言經世』[49]。所以南桂馨才這樣說道，『揚州諸師實系天下樸學之一線，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風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謂有此即可以無彼也，文達之教然也。』[50]劉氏對揚州學派反對墨守、學主會通的學風，可以說『心領神會』，多次說到要做『通儒』，鄙斥『僅通一經，確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認為『旁通諸經兼取其長者』，才是真正的『通儒』。[51]
劉氏不僅對當時已經很出名的揚州學者師承關係、治學方法瞭然於心，而且還挖掘出了一批被後人所遺忘的揚州籍學人，這無疑有助於人們更加全面認識揚州學派的整體面貌。劉氏一一為他們立傳，如【劉永澄傳】、【梁於濉貳【孫蘭傳】、【徐石麒傳】、【蔡廷治傳】、【王玉藻傳】、【廣陵三奇士傳】、【朱澤V傳】、【田寶臣傳】，【揚州前哲畫像記】等，對他們的生平事跡、學術成就等方面作了介紹。劉氏對立傳人物的選擇，反映了他個人的學術取向、價值判斷。這些傳記大多寫於1903年至1908年間，當時他還熱衷於排滿革命，需要挖掘忠義節烈之士，以激發民族感情，這也是他『以學論政』的一貫做法。劉氏在【孫蘭傳】中提出『學術之界可以泯，種族之界不可忘』的評價標準，認為孫蘭師從湯若望，而不事清廷，就體現了這個標準。而楊光先力詆西學，直聲著於明廷，但仕籍復標於清史，這種『彼斤斤於學術之間衡量夷夏，而出處大節則轉舍夏就夷』，實應被後人所唾棄。因此劉氏表彰『明於君子小人之辨』的劉永澄；大力歌頌『從容就義，不欲與亡臣降子共偷一日之生』的梁於澹輝捫鎩安揮以所學媚異姓』的徐石麒；更欽佩有『夷齊恥食周粟之心』的王玉藻。劉氏不是僅僅從民族氣節方面肯定揚州學人，還從學術角度，總結這些人的學術成就，劉永澄精於理學，其孫劉抬拱及朱澤V、王懋f傳其學；孫蘭精於數學；徐石麒專於詞律之學；蔡廷治精治【易】學；田寶臣明於聲音訓詁之學[52]。
在整理研究被淹沒的揚州學人方面，劉氏付出了大量心血，目的在於『以彰吾郡學術之盛』。他曾經『三游海陵，諮詢田氏學』；為了解王玉藻的生平事跡及尋找佚失的詩文，遍閱浙西諸志，最後『特網羅故鄉文獻，別為傳文一通，以補謝山之缺』；為考證蔡廷治學術源流，『征考鄉邦文獻得廷治事，兼讀其遺著數篇，知廷治之學出於雲莊』[53]。這些工作對保存學術文獻具有重要價值，為後人研究揚州學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學術資料。由於劉氏的努力，揚州學派作為一個地域性學術群體，逐漸引起了學者注意，『揚州學派盛於乾隆中葉，任、顧、賈、汪、王、劉開之，焦、阮、鍾、李、汪、黃繼之，凌曙、劉文淇後起，而劉出於凌，師培晚出，席三世傳經之業，門風之勝，與吳中三惠九錢相望，而淵綜廣博，實龍有吳、皖兩派之長，著述之盛，並世所罕見也』[54]。張舜徽在五十年代末撰寫的【清代揚州學記】，實為第一部系統研究揚州學派的專論，但是劉氏卻開研究揚州學派之先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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