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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读史网 三、清学的“得”与“失”
总结清学的是非得失，是刘氏讨论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学的历史事实比较容易梳理清楚，但是涉及清学评价问题，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就显得很困难。大多数学者对清学力矫宋学空疏之陋，而使学风归于平实，以“实事求是”为指归，持肯定态度。章太炎把清儒与汉儒相比较，认为除今文学之外，清儒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24]而刘氏将清儒与明儒相比较，指出“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25]。他们都认识到了“求是”是清学最大的特点。
清学以“求是”为宗，主要体现在治学方法上，清代汉学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套“实事求是”的严慎治学方法，后人对汉学多有肯定，也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的。章太炎对汉学的严谨治学方法提得很高[26]，到了梁启超、胡适，便视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具有“科学的精神”了[27]，这些显然有主观拔高汉学方法的学术价值的倾向。相比较而言，刘氏观点显得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他说：“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于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28]侯外庐先生认为刘说只及于汉儒的训诂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是什么[29]。其实不然，刘氏对清代汉学治学方法有具体的归纳，把这种方法概括为“标例”和“证实”。他认为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逞博与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所谓“标例”，就是“取舍极严，而语无庞杂”；“证实”即“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30]。这是清代考证学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求是”的治学精神固然是清学中值得肯定之处，它使清学一反宋学之空虚而入实，但是为“求是而求是”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陷入“琐碎”的纯考证一途，这种所谓的“实”也只徒有虚名罢了。清代汉学的弊端早已引起学者的批评，方东树、龚自珍、魏源等均有批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二千年的经学升降，以六字概括：两汉之学，其弊也“拘”；魏晋至唐宋及宋初，其弊也“杂”；宋庆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其弊也“党”；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琐”[31]。不管这种归纳是否正确，但是清代汉学之“琐”，属乃事实。
刘氏少承家学，其治学深受清代汉学影响，是晚清名声仅次于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大家，但他对清代汉学之弊有清醒的认识，不囿于自家学统的牵制，对清代汉学作了严厉批判。刘氏首先从学术本体角度，历数清代汉学的各家各派缺陷与不足。他指出，在吴、皖两派中，以吴派最为泥古墨守。惠栋“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申，寡于裁断”；其弟子余萧客“笃于信古，语鲜折衷”；王鸣盛“裁减损益，征引博烦；惟胶执古训，守一家之言”；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柢，惟记诵渊雅”[32]。即便皖派除少数外，也难免汉学通病，刘氏不无感慨地说道，“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吾阅江氏《汉学师承记》，吾郡穷经之士，远过他郡，然求其所谓不尚墨守者，十不得一焉。”[33]哪怕扬州学者向来不主门户之见，学贵主“通”，在刘氏看来多数学者不过墨守陈规，少学有自得之士。他把清代汉学的末流归为“丛掇派”，该派又分为四类：（一）、“据守”者，“不求于心，拘墟旧说，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二）、“校雠”者，“鸠集众本，互相纠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删易，以失本真”；（三）、“摭拾”者，“书有佚编，旁搜博采，……然功力至繁，取资甚便，或不知鉴别，以赝为真”；（四）、“涉猎”者，“择其新奇，……甚至考订一字，辨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34]刘氏对清代汉学流弊的揭露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他之所以如此痛恶汉学末流之学风，在于其有违他本人治学风格的缘故。刘氏向来主张学人应该作“通儒”，学术贵在自得而不流于支离，强调“考古通今”[35]。他对这种“详于考古，略于知今”[36]的学风深恶痛绝，认为“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37]。对那些为“知今而考古”的清初大儒经世学风，刘氏则倍加推崇。
刘氏从学术角度对清代汉学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作为前期积极主张排满革命的他，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去评价清代学者就显得有困难了。“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这是刘评判清儒的主要标准，他把“学术”与“种族”，“文”与“行”，“著述”与“气节”，“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把两者本应该使用不同评价尺度的领域决然对立起来，选择后者作为衡量评价清儒的首要标准。因此，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起兵抗清，兵败后犹“抱艰贞之大节”、“不事二姓”；孙奇逢、张履祥、梅文鼎，李等人，“以学自隐”、“耻事二姓“；戴震，孔广森、王念孙等人虽入仕，但“无仕宦情”、“淡于荣利”；江声、余萧客“终身未尝应童子试，亦不通姓名于显宦之门”[38]。这些不与清廷合作的或不屑于入仕的学者，刘氏就给予了较高评价。而那些在清廷为官或入清官幕府的学者，则严加讨伐。如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把理学称为“伪学”，还准备专门立有“学案”[39]；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40]。刘氏以是否与清廷合作为取舍标准，而不考虑特定历史境域，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或学者。刘氏出于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清儒作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评价，有失公允。
与此同时，刘氏对清儒中具有朴素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学者作了全面整理，把它作为清学的一部分，加以表彰，这无疑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清学的方方面面，而不致于以偏概全。刘氏曾著有《中国民约精义》，凸显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权”思想。在该书第三篇《近世》部分，所开列的清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b、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等十三位[41]，均被后世所公认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都被他囊括在此书中。他以卢梭《民约论》为基础，对他们的“民主”思想作了全新的诠释，虽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它在晚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方面具有启蒙意义，其学术价值同样也不可忽视[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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