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與中古後期社會的文化情境(7)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敦煌典籍所見敦煌地區的學術與文化

敦煌的典籍寫本蘊含大量唐五代時期有關敦煌地區的社會文化信息，如那裡的文化學術事業，那裡的人文風尚，以及民族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等。若論中古時代的地區文化，環顧宇內，除都城長安以外，當以敦煌地區社會文化情境的歷史展示，最爲翔實生動。陳鐵凡曾概述中古敦煌學術傳統之演進軌跡：
竊以敦煌爲西北重鎮，與漢魏故都不過千里之遙。聲教所既，人文蔚然。嘗考史籍地誌，自西漢至六朝，敦煌郡內以經史名家者，代不乏人。若張J、周生烈、張參、張芝、令狐德★、令孤等，皆一時之雋彥也。詎李唐而降，漸次式微。揆闕原由，殆必兵燹亂離有以致之。[55]
陳氏所稱敦煌郡的經史學術傳統，唐代雖趨衰微，卻沒有中絕。人們注意到敦煌地方修撰史志圖經等文化學術活動，至晚唐五代仍在延續。有關此一情景，【敦煌錄】（S.5448號）及【壽昌縣地境】殘卷（敦煌祁子厚家原藏）的撰著有所披露。【敦煌錄】的撰者據考爲張俅，即敦煌寫本中屢見的張球。他是歸義軍前期（張氏時期）一位著名文士，官至朝儀郎。除記述敦煌史地的【敦煌錄】，張球又撰【南陽張延綬別傳】（P.2568號），記述張議潮後人延綬行事。李若立【k金】略出本（P.2537、P.2966號）亦張球刪定。張球『已邁從心』即70歲以後（唐乾寧元年前後），尚寓居敦煌郡城西北小寺聚徒授學。【略出k金】一書，或爲充作學郎讀本之用。可知張球乃是張氏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史地學者兼教育家。【壽昌縣地境】卷尾有題記：『晉天福十年（945）乙巳歲六月九日，州學博士翟，上壽昌張縣令【地境】一本。』向達指出這位進呈【地境】的敦煌『州學博士翟』，就是唐天復二年（902）的『敦煌郡州學上足子弟翟再溫（奉達）』。天復二年翟奉達在敦煌州學受業，時年20歲，其後歷任節度隨軍參謀、國子祭酒、守州學博士、行沙州經學博士。他是繼張球之後又一位敦煌的著名學者。翟奉達的主要學術貢獻是撰造敦煌行用的曆日，撰寫【地境】之類『輿地之學』乃其『餘事』[56]。敦煌本【大唐同光四年（926）具注歷】（P.3247號）、【甲寅年（954）曆日】（P.2765號）、【顯德六年（959）具注曆日】（P.2623號）均爲奉達所造。其後又有曆日數種，參與撰造者有翟文進，或系奉達後人，則翟氏可謂敦煌歷學世家[57]。石室寫本中的地方史傳著作，還有【敦煌名族志】（P.2625+P.4010號）、【敦煌汜氏人物傳】（S.1889號）等，同晚唐古代敦煌勢族相關諸籍。
敦煌寫本中的『圖經』殘卷，除賈耽【貞元十道錄】（P.2522號）、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號）等總志類殘卷外，還有多種敦煌方志殘卷，如【沙州圖經】（S.2593、P.5034號）、【沙州都督府圖經】（P.2005、P.2695號）、【沙州伊州地誌】（S.367號）、【沙州志】（S.788號）等。敦煌方志殘卷的集中出現，揭示唐代敦煌曾經有過活躍的圖經撰著活動。唐朝是我國方志學發展的重要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州縣組織編纂方志，是唐朝廷了解掌握國情的一項重要舉措。唐代方志的內容包括行政區劃內的河川田土、人口物產、交通道里、衙署公廨等項，爲朝廷制訂相關的政略與政策提供基礎。唐朝重視編纂方志，反映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控馭廣土眾民的努力。沙州都督府及敦煌州、縣衙署參與組織方志撰著活動，當是唐代舉國修志活動的一部分[58]。
敦煌寫本顯示晚唐五代敦煌之學術事業，除史地之學、疇人之學以外，尚有書儀、算學等。敦煌本【新集吉凶書儀】（P.2646、P.2556、P.3246、P.3249號），原題『河西節度使……張敖撰』。敖爲張議潮族人，可能隨議潮入長安，得試太常寺。王重民認爲此書或即依據得自長安的【元和新定書儀】刪纂而成[59]。我國現存最古的算書寫本――敦煌本【算書】（P.2667號）及【算經一卷並序】（P.3349號），以敦煌地方的量制單位：合、升、■，代替傳統量制：合、升、斗、斛，表明這兩部通行中夏的算學典籍，亦經過敦煌學者之手給予改纂[60]。上述典籍所撰內容，都有同敦煌地方相關者，大略顯示出晚唐五代敦煌本地的文化學術事業，頗具一定的規模。
石室庋藏的典籍寫卷還有一個特點――富於初盛唐（含隋）典籍。敦煌石室收藏的初盛唐典籍寫卷大致有兩類：
（1）君臣撰述。如【高宗天訓】（P．5523號），『歷敘古今后妃荒淫之事，歸之於鑑戒』，『與帝范、臣軌相近』[61]；隋・李文博【治道集】（P.3722、S.144０號）、『雜載前賢所論治理之要』[62]；魏徵等輯【群書治要】（S.1443背、P.3634+P.3635、S.133、P.2767+S.3354號）；虞世南【帝王略論】（P.2636號），『起於太昊迄於隋，略記載帝王事跡』[63]；杜正倫【百行章】（S.1920、S.3491+P.3053號等），書名取『士有百行』義，其曰：『世之所重，惟學爲先；立身之道，莫過忠孝。』（P.3306號）全書摘引【孝經】【論語】及史傳典故、佛家教誡等，倡揚『忠孝節義』主旨[64]；張仁【九諫書】（P.3399號），『九諫之目：誅暴亂、納直諫、省重刑、用輕典、均賞罰、息人怨、簡牧宰、棄貪佞、委賢良。』[65]
（2）朝廷律令。如永徽令（S.1880、S.3375、S.11446、P.4634號），武周時的唐律寫本（P.3608+P.3252號），神龍散頒刑部格（P.3078+S.4673號），開元律疏（北圖・河17號），開元公式令（P.2819號），開元戶部格S.1344、北圖・周69號），開元水部式（P.2507號），天寶令式表寫本（P.2504號）等。
石室所藏初盛唐君臣撰述類典籍，內容主旨大抵是以儒家仁政理念與忠孝思想昭示君臣，這樣的撰述宗旨於【高宗天訓】【治道集】【帝王略論】【九諫書】等，均甚鮮明。庋藏初盛唐朝頒律令一類，則推重其法律與秩序的象徵含意。在二三百年漫長歲月中，敦煌僧俗人士始終珍藏著這些初盛唐時代的典籍，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化典藏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人文精神內涵。置身於擾攘多難的晚唐五代，敦煌人心目中的初盛唐是偉大的時代，是喚起人們崇敬與仰慕的時代。倡揚仁政理念和忠孝思想、象徵法律與秩序的初盛唐典籍，也就被敦煌人們視作盛世之遺範，世代傳承珍藏。它們的象徵意義已然超乎寫本之外。
【新唐書・吐蕃上】記載，唐太宗貞觀年間，吐蕃『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創開中夏與吐蕃文化交流的歷史。如前所述，藏文本【春秋後語】寫卷與近十件此書的漢文殘卷、藏文本【孔子項托相問書】寫卷與15件此書的漢文殘卷，一起重現敦煌石室，昭示如下可能，即在公元8至9世紀的蕃占時期，敦煌可能設有譯場，延專人從事漢籍藏譯的文化傳播事業，寫下漢藏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潘重現【簡談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典】一文，又有這樣的目擊記述：
我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讀伯三四○二號敦煌【論語集解】殘卷，正文行間夾有藏文，如『子在回何敢死』側有藏文署名；『願爲小相焉』側有藏文虎年紀年。可見這個卷子是吐蕃人的讀本。又伯三七○五號【論語集解】卷第四殘卷，捲紙背有塗鴉云：『中和二年（882）十二月學生蘇師子、蘇賢子』，又有漫畫及藏文。伯二六六三【論語集解】殘卷，卷末有藏文數字，並有塗鴉云：『丑年三月勝六日學〔生〕吳良義。』這類卷子可能是漢人讀【論語】，同時也學習藏文的證據。
對寫卷細緻入微的觀察，再現了蕃占時期以迄唐末，居住敦煌一帶的吐蕃人修習中原儒經、西陲漢人則熱心學習藏文的生動情景。前文還曾說到公元十世紀的高昌，可能設有回鶻譯場，翻譯家僧古薩里在此將漢籍【唐三藏法師傳】和【金光明經】等譯爲回鶻文。凡此從中可見，在中古後期西陲的敦煌高昌諸重鎮，漢文化與藏文化、漢文化與回鶻文化的融匯交流相當密切。
敦煌寫本中還發現印度古代史詩【羅摩衍那】的古藏文譯述本（S.T.737，P.T.981、983號）[66] 。這是現今所知該史詩最早的外文譯本。這部印度史詩的藏文本何時譯於何地不詳。它有可能完成於設在吐蕃本土或吐蕃占領的中夏西部地區某譯場中。若然，則古代藏族是最早引進、譯介古印度史詩的華夏民族。周一良曾詳考P.2129號俗講故事源流，指出該卷『不謹口舌』的烏龜故事，始見於印度【五卷書】（公元前二世紀），再見於印度佛教律藏，後見於三國・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下】、劉宋・佛陀什、竺道生譯【五分律】、唐・義淨譯【毗奈耶】，以後敷演爲俗講文；此故事又自印度西向傳播，公元6世紀譯爲波斯文、敘利亞文，8世紀譯爲阿拉伯文，8世紀以後譯爲希臘文、希伯來文、西班牙文，20世紀譯爲法文[67]。左景權則詳考【佛說生經】卷一【甥舅經】（P.2965號）所述印度故事『舅甥竊庫』流傳的來龍去脈：東向傳至中國、日本；西向傳至埃及、希臘[68]。周、左二氏的精湛考證雖僅涉兩則古印度故事，卻有著廣闊的學術視野。二文揭示中古時期以印度故事爲媒介，在南亞至東亞、南亞至西亞南歐的廣闊地域，已然確立了彼此之間內在的文化聯繫和精神契合。中國和域外文化融匯的這一情景，越發顯示出中古時期的敦煌，在古代歐亞文化交會舞台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