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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人類的墮落從偷吃果實開始。『始』由女、厶、口組成，指一個女子在偷偷地吃東西，而這正是人類原罪的開始，也意味着人類的困境的出現。而人類的困境正是由被禁止接近的那棵樹引起的。『木』字加上一個代表禁止的方框，就是『困』字。人類從此有了死亡，也有了生育之苦和撫育之累，人類的後代也不再顧忌犯罪，亞當的長子就因為妒忌殺害了弟弟，『凶』在古文字中寫作『礎保和『兄』字是通用的，道理正出自這裡。後來，上帝對人類十分失望，並決定用洪水毀掉人類，只留下義人挪亞一家。按照上帝的旨意，挪亞一家八人建造了一艘方舟，終於平安渡過了這場災難。象形字『船』由舟、八、口三部分組成，意為八個人居於舟中。『沿』字由水、八和口組成，指洪水之後只有八人的生命得以延續。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幾乎【創世紀】中的所有故事都可以在不同的漢字中找到，在此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如果說希伯來人是利用文字通常意義上的符號功能忠實地記錄了上帝創世傳說，那麼，中國人的祖先則是把創世傳說隱含在每一個具體的象形文字之中，並為世人留下了一個千古之謎。
3、中國人也有原罪意識
也許自夏娃偷吃禁果的一剎那起，人神關係便呈現出一種斷裂狀態。商人祭神儀式的盛大與熱烈是人類歷史上其它民族所無法與之相比的。那忘卻羞恥的裸舞、那在酣暢的酒醉中與神的溝通、那在濃煙烈火中漸化為灰燼的的牛羊、那血祭的輝煌與慘烈、那依次擺放的沉重恢宏的青銅彝器，這一切都似乎表明了商人慾修復人神關係的迫切願望。然而，上帝仍然是上帝，人還是人，神人兩相隔絕的局面並未因此改變。更有甚之，上帝不僅連永久統治天下的特權都沒有給予商人，而且在商亡後僅僅幾百年的時間裡就迅速地退出了中國人的信仰世界，以至於多年以後當上帝信仰隨西方傳教士回到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竟把上帝當成了純粹西方人的神祗。
發生於商周時代的信仰巨變是極其突然也是令人費解的。清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曾敏銳地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雖然商人的上帝同希伯來人的上帝都具有同樣的至高無上性，但令人無法忽略的是，表現在人神關係上卻有着截然不同的區別。這是導致上帝后來在中國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希伯來民族的人神關係是直接的，人可以直接向神禱告，並且可以親耳聆聽上帝的話語。而在殷商時代的中國人那兒，人神關係卻是間接的。商人的世界是一個極為龐雜的系統，上帝不僅主宰着天地自然、人間禍福，還統轄着一個由祖先諸神和自然界諸神以及使者組成的帝廷。商王若對帝有所祈求，從不直接祭祀於上帝，而往往以帝廷為祭祀的媒介。他要向自己的先祖祈禱，先祖『賓』於上帝，再轉達人王之所求。（在卜辭中，先祖或其它自然神謁見上帝稱為『賓』。）在商人的觀念里，去世的祖先將直接到達神界，與神處於同一界域之中，人間、神界雖兩相隔離，但人憑其與祖先的血緣連接再通過一定的巫覡儀式就可以實現與至上神的交通。這就好比我們今天的人有求於某行政長官，因礙於情面、底氣不足等原因就委託一位既與自己熟悉同時又與這位長官關係密切的人幫助自己疏通一樣。商人在人神關係上的這種處事方式為以後泛濫於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世俗關係學播下了一顆功利的種子。
在已經發現了宇宙至高神的前提之下，商人卻仍然保留了原始意義上的祖宗魂靈崇拜和自然諸神崇拜，這的確令人大惑不解。顯然，殷商時代的中國先祖遠遠缺乏一種對人類自身的信心，他們沒有足夠的勇氣與至上神直接交談。那麼，當時的中國人仍深陷於原罪意識之中而不能自拔就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是什麼使他們不敢越雷池一步直接賓於上帝？是什麼使他們傾其所有甚至犧牲人類自身的生命近乎瘋狂地來朝拜上帝？是什麼使他們不厭其煩地去討好那些原始的鬼魂神靈，藉助於他們在上帝面前所進的吉言為人類自身討回一點平安？這讓我們更有理由肯定原罪意識在古代中國的存在。商周之際的信仰巨變的標誌之一也許正包括原罪意識的存在與喪失。周代建立之後，人開始變得自大起來，這同商代的中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正如今日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商周文獻中竟無法找到任何有關宇宙起源神話的蹤影。那是因為我們深浸於原罪意識中的先祖恥於談及此事，所以只把那些創世故事隱藏在每個具體的象形文字之中。因而，他們只能用瘋狂的裸舞來表達他們對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的那個不以裸露為恥的童真時期的嚮往和懷念，只能用大量的玉液瓊漿來取悅於神，同時也讓自己在迷醉中渲瀉內心的懺悔與痛楚。青銅器皿上不止一次地出現了猛獸食人的形象，不能不看出人對人自身的憎恨。遍布於青銅禮器上的饕餮、龍夔等紋飾深刻地表達了先祖那種被神拋棄的痛苦和靈魂中的動盪與不安。那個在史書中被萬世唾罵其實一直在為商族的命運憂心如焚的紂王在兵敗後登上鹿台，衣其寶玉衣，從容赴火而死。玉是商人祭帝的最精美的禮品，而人牲又是他們給予上帝的至尊奉獻，玉器環身以焚幾乎就是人對上帝的最崇高的禮祭。紂王把自己當成了整個商朝歷史上的最後一次人祭的犧牲，這是怎樣的疼痛與隱忍！
人對人類自身的信心只能來源於上帝。希伯來人在穿越兩千年的等待中終於迎來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基督，並在他的偉大救贖中恢復了人的自信。而在基督降臨一千年前的東方，信心的喪失和對人類命運的強烈失望使人走向了事物發展的另一極。中國先祖很快由極端的缺乏自信走向了極端的自高自大，由被神拋棄走上了主動拋棄神的路途。
這也許是一種通常意義上的文化早熟，但絕不是神所期望的早熟。這種早熟為儒家文化――一種虛假意義上的人文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做好了心理上的準備。
4、在苦難面前
上帝給予中國人的苦難意識並不比給予希伯來人的要少。因而，在無法逃脫的苦難體驗方面，中國人的商代祖先與古希伯來人都遇到了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對上帝公義性的疑慮和困惑。【舊約・約伯記】集中體現了希伯來人所面對的這種業果報應法則的無效性問題。惡人為什麼長壽多福，善人為什麼屢遭磨難？約伯為人正直，敬畏上帝，從不做犯惡之事，卻在一天之內連遭無妄之災，家破人亡。然而，希伯來人也正是從約伯的故事中得到了上帝的啟示。信仰中的上帝絕不僅僅是懲惡賞善的簡單運作者，苦難也是上帝予以人的恩賜，只有在苦難之中才會有神與人的同在，也只有苦難才會讓人對上帝由倫理的理解轉向悲劇的理解。而中國人的祖先卻越來越忍受不了這樣的事實，就是對上帝一味的虔誠得到的仍然是災禍和痛苦。與希伯來人不同的是，由於信心的弱小以及人類罪惡的過分沉湎，同時也由於在人神交通上對媒介神祗的依賴，中國人未能與神建立起直接的對話關係，因而也就永遠不能像希伯來人那樣見到在旋風中顯現的上帝。這樣，中國人便無法從業果報應觀中走出，甚至對神由不信任走向公然的抗爭。【史記】載殷王武乙曾作一偶人，稱之為天神，與之搏鬥。又曾作革囊盛血，仰而射之，稱之為射天。這段史實本身已經透露出了強烈的功利色彩。另外，商代人的罪惡意識帶有濃厚的集體歸罪特徵，而【約伯記】的故事體現了希伯來人最終完成了群體信仰向個體信仰的轉變，也使神人關係更趨直接性與個別性。無辜受罪使約伯生發了與上帝直接對話的企盼，反映了希伯來人慾求上帝對個人的無限遠隔轉變為對個人的在場。而在商代中國人那兒，不僅人是一個群體，就連神也是一個群體，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個體信仰在中國的最終確立就成了一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了。這樣，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也只剩下了一條路可走，即現實的功利的道路。
商亡周立。在西周，『天』的觀念被正式確立。周人奉殷人的上帝為至上神，並且還把在商代『無定所』的上帝給放到了『天』上。儘管周代的統治階層仍沿用舊習向上帝獻祭，但承繼商人的信仰習俗只是對民眾有所交待，而他們的骨子裡已不再信仰上帝了。在他們看來，殷商對上帝的崇拜是如此虔誠，卻仍然無法逃脫覆亡的命運，這使周人做出了這樣的選擇：於行政上利用神權進行統治，在觀念上則輕天重人，強調人在世界上的主宰力量。由於周人將上帝與殷商子姓的關係切斷，神的世界與祖先的世界從此成為兩個世界，周人的祖先不再象商人祖先那樣僅僅充當次神的角色，而代替上帝成為人間的真正主宰。這就意味着連接人與神之間的唯一的最後的紐帶也已不復存在了，中國文化於是毅然決然地告別了神話時代，開始了他們的歷史化和倫理化進程。及至西周末期以降，天道愈衰，人道愈盛。與以往相比，中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自信和樂觀，人定勝天的說法也在此後出現。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宇宙主宰的上帝已被人們徹底遺失了。而仍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天顯然已成為有關神的一個抽象的概念，對中國人來說，天是如此的遙遠，是如此的無法企及。僅僅幾百年間，從上帝到天，中國人的上帝已悄然完成了由人格神向非人格神――『天』的轉換。
(作者：曲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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