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官长史考(2)

  来源: 国学文化

公车司马令、二千石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并没有改变公车司马令、二千石都官长史乃至将、大夫的秩次。“位从将、大夫”一句中的“位”，指的是朝位。“将、大夫”包括五种中郎将和四种大夫，其名号、秩次差别虽大，却是自成序列的两组官职。且其员数虽多[10]，却少有变化，在朝堂中占据固定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居于“将、大夫”末席的中散、谏议大夫，均为秩六百石，朝会时公车司马令、二千石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其实是紧随与其同为六百石的中散、谏议大夫之后，这不会造成朝堂百官秩次的混乱，可信是一种合理的安排。
　　至此，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前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自林始。”细绎这段文字：最后一句中的“旧”字，使整段文气变得不够顺畅。实际上，“旧”字的出现，令我们怀疑“旧”字以下的部分，与上文并非同一作者所言，甚至就不是《献帝起居注》的原文。
　　汉代诸帝之《起居注》，本来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谓“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云云，就很像是史臣实时的记录。但“旧”字以下部分，则是一种追述的口气，从时间上与上面的部分拉开了距离，似乎是多年后对上文内容的回顾。那么，这段后加的文字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现在无法彻底解答这一问题，只能依据蛛丝马迹作一些推测。前引《献帝起居注》下文说“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表明作者讲这段话时，公车令与都官长史的朝位与建安八年已有差异，应该不再是“从将、大夫”了。《宋书・百官志下》记后汉光禄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员数，又说：“魏以来复无员。”曹魏诸大夫既然已无员数，公车令、都官长史继续“位随将、大夫”便有了困难，因而我怀疑建安八年所定公车司马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的朝位顺序，到曹丕代汉之后就发生了变化，《献帝起居注》“旧”字以下一段文字，应该就是魏晋时人的言论。
　　现存《献帝起居注》有关公车司马令、都官长史朝位顺序的文字，仅见于《续汉志》刘昭注引。此条“旧”字以下部分，是否就为刘昭所加呢？遍检《续汉志》注，刘昭所言均题作“臣昭曰”，未加注明而将自己的意见掺入引文，似乎不符合刘昭的书法。
　　裴松之注《三国志》，大量引述《献帝起居注》，而且注文中经常夹杂裴氏本人的议论。但现存裴注引文中，并没有本文一开始所引那段文字。况且裴氏在注文中发表议论，也一定要注明“臣松之以为”或“臣松之按”云云，所以，前引《献帝起居注》“旧”字以下部分为裴氏所加的可能性，大致也可以排除。
　　我们注意到司马彪的另一则记述，《续汉书・百官志五》“列侯”条“本注”云：“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本注”又云：“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中兴以来，……悉省行人、洗马、门大夫。”这里是在比较两汉制度，与前引《献帝起居注》“旧”字以下部分比较汉魏制度有所不同，但以“旧”字表示前朝制度，确实有似司马彪的笔调。当然，仅凭这样一点材料，尚不足以断定司马彪就是前引《献帝起居注》“旧”字以下部分真正的作者。我们的推测，也只能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