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明清學術史觀』移潰2）

  來源: 【舟山學報】

（五）考據學。在『漢宋之爭』中，熊先生基本上傾向於揚『宋學』而抑『漢學』，然而與晚清方東樹輩又大異其趣。熊先生認為，『宋學』亦有自己的考據學，晚明的考據學就是繼承了『宋學』的考據學傳統。這一考據學傳統的精神是追求『實用』。他說，由於對陽明學末流的反動，晚明諸子『復尋朱子之緒而盛宏之，考據學遂大行。亭林、太沖尤為一代學者宗匠。』即使王船山，此種功夫亦深。熊先生這一洞見，深刻地揭示了『宋學』與『漢學』的內在關聯性。晚明及清代的考據學，從學脈上看與宋學追求儒家經典原意的考據學有流與源的關係。然清代的考據學之興起實又有其它多個源頭。中國封建社會的『自我批判』的歷史與邏輯的要求是清代考據學全面興盛的總根源。無論如何，『宋學』中的考據學是其眾多源頭之一。


    上述五個方面，可以看作是熊先生對晚明學術精神風貌的總論綱。他將晚明之學看作是宋學的發展階段之一，認為他們皆繼承了程朱、陽明之學之精神，而與近代科學精神相溝通，其實與梁、胡、侯等人對明清學術性質的判定大抵相同，只是對於其學術精神源頭的看法不同而已。熊先生說，『宋學至陽明，確為極大進步。及末流空疏。而晚明諸子，又復再變，於是思想自由，更注重實用。民治論出，則數千年帝制將傾，民族義明，而文化優崇之族類方得獨立自由。歷算地理諸學，是時講者亦眾。科學已萌芽焉。……由今而論中西文化融通，亦於晚明之新宋學，可見其端緒。余每以晚明為漢以後學術史上最光輝的時代。倘亦有識所公認也。』[13]


    然而，熊先生對於清代學術在總體上是持批評態度的。他把清代學術看作是宋學的衰落期。認為，由於滿州貴族的入侵而使晚明學術精神喪失了。他雖然也有限地肯定了漢學為不可少之工具，『漢學畢竟是學術界萬不可少之工作。』[14]又說：『清儒最得力處，在其治學方法。』[15]但從哲學和民族精神雙重角度看則乏善可陳。他說：『清儒唱以漢學自標榜，然從許鄭入，只以博聞是尚，於西漢經儒整個精神，全無所感。清人托於漢學，實已喪盡漢學血脈也。』因此，他不同意梁啓超對清代學術的評價。『向者任公每頌清儒董理之績，擬諸歐洲文藝復興，余意未足相擬。歐人文藝復興時代，自一段真精神。申言之，即其接受前哲思想，確能以之激發其內在之活力，而有沛然不可御，與欣欣向榮之機。』[16]並說，『清儒為學之動機，無非為名為利，樂受豢養而已。』[17]『清儒之流毒最甚者，莫如排斥高深學術一事。』[18]這些觀點，都是因為有過重的民族情感而發為激憤之言，將滿漢地主聯合政權中的官僚當作了學者，基本上抹殺了清儒，如戴震、章學誠、焦循等人在哲學上的地位。
  

    三、熊十力論王船山
  

    熊先生對王船山其人及其哲學的評價甚高，認為『其學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慾，論益恢宏，浸與西洋思想接近矣。然其骨子裏自是宋學精神，非明者不辨也，其於漢師固一切排斥，不遺餘力也。』[19]又說：『晚明，船山、顧亭林，力矯污風。至以講學聚徒為戒。而船山身竄瑤洞以沒世，尤為卓絕。余少無奇節，然服膺船山，常求所以守拙而淪於孤海，深懼夫力之不勝也。』[20]


    他對船山哲學在總體上是持肯定與讚賞態度的，如他說：『王船山每以天德，王道，總括六經之理要，修辭較多精。』（卷一，六四頁夾注――引者）又說，『迄晚明王船山、顧亭林、黃梨洲、顏習齋諸儒，則持論益恢宏，足以上追孔孟，而下與西洋相結納矣。至於典章制度、民生利病之搜考，自杜佑輩而後，晚明諸子，所究亦精煉。』[21]而且，在人生志向上立志要向船山學習，『王夫之六經責我開生面，吾將持此以授世人，庶幾塞吾悲乎。』[22]在歷史哲學方面，時常在行文中提及船山的有關論述。如對戰國時代推行霸道的秦、吳二國的態度，他就十分認同船山的觀點。他說：『王船山春秋世論言，春秋戰國之秦與吳，皆凶狡制，以毀滅文物為志者。』[23]即使是在易哲學方面，他亦大為讚賞，說『船山易內外傳，宗主橫渠，而和會於濂溪、伊川、朱子之間，獨不滿於邵氏。其學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慾。論益恢宏，浸與西洋接近矣。』[24]


    然而，作為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特徵的思想家，熊十力對船山之學也時有批評意見。首先，他多處反對船山哲學中『乾坤並建』的思想。他認為船山之學體系廣大，無所不包，正確理解他的學說之奧旨，可以為現代人生指一『正當路向』。但他又說：『船山於本原處，不能無誤。其言乾坤並建，蓋未達體用不二之旨，遂有此失。』又說『王船山易傳，主張乾坤並建，頗近二元論。此非孔子旨也。』[25]他又進一步地探索船山在此處理論失誤的原因。說：『船山未見本體，蓋由反對陽明與佛老之成見誤之也。』『船山主張率性以一情慾，自甚諦。然反對陽明，而不悟心即是性，則工夫似無入處。』[26]這些批評，皆只能算是熊先生一家之言，更準確地說他是從『唯心』『唯理』的角度對『唯氣』哲學的批評，並不能算是對船山哲學真正缺失的批評。從他自己的『附說』中可以看出兩個不同體系哲學家視角的差異。他說；『乾為生化勢能，為理。坤為材質，為物。坤以順承乾者，如自天化言之，萬物莫不資始於乾道變化。物所以成之理，即干也。自人能言之，如吾之心，其開通發動，以主宰乎吾身，及了別與改造乎物。此可見理健而施，坤但順受。』[27]其次，他認為船山哲學雖講到了體用問題，然於此未精。他說：『二千年來易之大義，湮沒已久。晚明王船山作易外傳，欲振其緒。然於體用之義未融，性情之分莫究，天人之故，猶未昭晰，羽翼大易，疑於弗備。』而他稱自己的【新唯識論】是繼承船山之志[28]。第三，他認為船山歷史哲學中有一種過當的理性主義態度，從而提出了批評。他說：『船山本晚明大思想家，吾平生服膺甚至。但此等處，卻未脫宋儒桎梏，讀史而遇可歌可泣、可哀可愁之境，而絕不發生同情，尚得謂為不失其心性之乎？』[29]由於熊先生本人的哲學感情灌注於陽明心學，故對船山批評陽明的觀點亦進行了反批評。他又說：『船山生平痛詆姚江，以為淫於二氏。其實，姚江與本原處確有悟，船山反之，適以自蔽耳。』[30]這些批評，絲毫不影響熊先生對於王船山其人及其哲學的推崇，而只是表明不同體系的哲學家在用自己的心靈與前賢真誠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