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通而又專精――評【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

  來源: 南方都市報

古人頗重選集，一方面是因爲經過編者『去粗取精』的加工，可以『爰采菁華』；另一方面更是看重編選見識，選本背後往往滲透著編者的想法和眼光。論文選雖應歸於傳統之子部，但情況大體與選集相似。據嚴耕望先生自序，此本論文選首先由其弟子參考青年學人意見草擬選目，再由其增刪爲二十篇，其編選思路既反映了學界意見，也是作者本人的旨趣所在，可說是某種意義上的『自選集』。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述作立說與著者心性固自想通，大陸讀者對於嚴先生本不熟悉，故而有必要簡要述其生平。嚴耕望（1916―1996），安徽桐城人，名德厚，字耕望以字行，取陶淵明『歸園田居』之意而號歸田。自幼擅長數學推理，文科成績反倒平平，後因機緣對史學發生了濃厚興趣，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民國二十六年（1937）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師從錢穆賓四先生，精於歷史地理和古代行政制度史的研究，輾轉教學於台港之間，後當選爲台灣『中研院院士』，著作煌煌，享譽海外。
論文選主要收錄了地理和制度兩類論文，依次分爲上下編，鮮明的反映了耕望先生的研究領域。而從論文性質來看，又主要分爲『通識』和『專辨』兩途，這恰恰又是耕望先生的治學風格。其在【治史經驗談】首章首篇即強調『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可謂夫子之道也。
以言博通，集中所收二十篇文章，橫貫了自夏至唐，自上古至中古的漫長時間。所論問題除地理和制度外，兼及考古（【夏代都居與二里頭文化】）、文化（【戰國學術地理與人才分布】）、語言（【楊雄所記先秦方言地理區】）、風俗（【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宗教（【唐人習業山林寺院】）、經濟（【從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積弊論隋之致富】）、文獻（【佛藏中之世俗史料三】）等方面。這其中絕大部分文章，即爲嚴氏所謂『通識通論』之作。如【戰國學術地理與人才分布】一文，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結合錢穆先生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將諸子九流按照文獻著錄國籍地域的不同羅列排比，並進而落實於地圖之上，意在一網打盡、一目了然，使讀者對先秦諸子的地域分布有了全新的認識。此文本爲嚴氏【中國歷史地理講義】的一部分，頗有可商榷之處，如從史料學的角度來說，【漢書】所錄材料是否可以涵蓋整個戰國時期呢？文獻著錄諸子國籍到底是指其人的祖籍地，還是出生地，亦或是成長地，這又如何界定？戰國時期人才流動至爲頻繁，觀李斯【諫逐客書】即知，如此，研究靜態的戰國人才分布意義又何在？這些文中都未能說明。同樣出於【講義】的另一篇文章是【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是文將天下分爲十大風俗區，綴和【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等相關史料進行說明。大概是因爲隨堂講義的緣故，耕望先生這兩篇文字都浮於材料羅列，探討並不深入。對於風俗史料的利用筆者想多說幾句，風俗是很特別的文化現象，虛無、朦朧、不定、複雜，很難準確概括，風俗材料的史源究竟是什麼呢？不外乎兩種可能：史家親身走訪採風所得（【貨殖列傳】似乎是史公親獲），據他人記載（【漢志】承襲朱贛【風俗】）。後一種方式又可以分爲官方記載和私人記述，官方記載大抵是派使者採風於四方，私人記載則又可分爲專記一地和遊記數方。那麼縱觀以上分析，只有專記一地（特別是專記自己的家鄉）才有可能對某地民風習俗有十分切深的了解，無任是獨自雲遊四方的史學家、遊客，分赴八極的採風之官都似乎不可能長期駐守某地，深入了解民情，而往往是『道聽途說』、『淺知即止』，而且是一個相對來說較短時間的橫截面。那麼源於這種記載的風俗描繪對現實情況的反映應該是相當片面的。當史家或是史官面對如此紛繁蕪雜的各式風情記載時，究竟如何確定哪些是屬於風俗範圍呢？他們不可能把所有材料統統抄錄到正史中去，取捨標準究竟是什麼？通過細讀【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隋書・地理志】可以發現大抵是兇悍滿紙、怪事離奇，其所載風俗的取材範圍不外乎玩巧、儉吝、好俠、剽悍、奸悍、趨利、不軌、寇盜、淫蕩、矜誇。事實真的如此糟糕嗎？顯然不可能完全是這樣，只要將正史各傳對照風俗各區比較，就會發現情況往往是大相逕庭的。基於此，筆者認爲風俗的最終寫定有取異不取同、取怪不取常、多取下層少記上層、多取小人少記君子的傾向，且所框定的範圍大抵是突出某地惡習丑俗、小人奸宄，而之所以這樣擇取，似乎是爲了本朝的親民官先對前朝各地的惡俗有個大概的了解，有個心理準備，並吸收過去治理的經驗（這在風俗記載中也時有體現），結合在實際接觸後的認識，對症下藥、解決問題，在地理志中往往強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思想似乎就是在暗示一種剔除惡俗、澄清民風的手段和方法。故而可以據風俗記載說某時某地有某種風俗現象，而不能據此推斷其地的風俗一直且完全就是這樣，更不可以據此認定某地就沒有其他文化風俗。嚴文完全依照史籍文獻，不加辨別的採用，使得論文的學術價值打折不少。
【楊雄所記先秦方言地理區】一文同樣採用了羅列材料的方法，耕望先生極爲細緻的將楊雄【方言】中存錄的方言地理素材悉數輯出，並總爲一表附於文末，極便學人利用。然而，此文對前人研究成果卻未能借鑑，實際上林語堂早在民國十六年（1927）就發表了【前漢方音區域考】，是文據【方言】所引地名的分和推測漢代方言可分爲十二區，嚴文分爲十三區，二者所分方言區頗不相同，其對林文既未加徵引，又未置可否，不知緣何。而嚴文最大問題在於對【方言】所存材料斷代的錯誤認識，現代學者研究指出【方言】是研究漢代方言地理的主要材料（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和先秦方言沒有太多關係。涉及隋初經濟的【從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積弊論隋之致富】一文，雖從表面上看，是爲錢穆先生【國史大綱】所述隋代經濟暴增三大原因之一做註腳，但卻以完備的材料和深邃的追索將『隋初注意吏治』這一原因，由定性判斷坐實爲定量分析，使讀者深刻的認識到吏治精簡對隋初經濟極速增長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研究對今日的行政人事改革仍然具有很強的借鑑價值。嚴先生在制度史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集中屬於通識一類的制度史論文，當推【唐代行政制度論略】爲代表，實際上此文是集中另外一篇長文【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的簡寫版，這兩篇文章的最大成就在於系統的梳理了唐代尚書省職權地位的變遷，並揭櫫了唐初中央行政執行者爲九寺、諸監、諸衛，安史之亂後轉變爲諸使司的史實及其歷史原因。集中與之性質相同的還有【秦漢郎吏制度考】、【北魏尚書制度】兩篇，這些論文共同的特點是將史籍中的相關文獻網羅抄出，然而分類部居於各種職官之下，於是相關制度問題便水到渠成的呈現出來。實際上嚴氏的這一風格在其名著【兩漢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兩卷四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中也一以貫之的體現著。翻看台灣學人的文史著作，其中有很大一批撰寫風格與之相近，不知是否是受到歸田先生的影響。
以言專精，這是嚴先生頗爲得意的方面，『惟余所長，仍在精核縝密一途。』（【論文選集・序言】）實際上即使是所謂『通識』性的文章中也有很多專精考證，而頗具代表性的要屬【杜工部和嚴武軍早秋詩箋證】一文。文章對老杜詩中出現的『滴博』、『蓬婆』兩個地名進行了精密考證，揭示出二者實指『滴博嶺』、『蓬婆嶺』，其爲唐朝和吐蕃南北兩軍間之衝要，極大的拓寬和加深了讀者對於本詩的了解，屬於『以史證詩』的典範。近年來『詩史互證』在文史學界是頗爲熱門的話題，在某種意義上源於『陳寅恪熱』，實際上劉師培很早便提出了『詩史互證』的命題（【讀發微】，亦可參看卞孝萱【現代國學大師學記】）。『詩史互證』應該是兩個方面，一爲『以史證詩』，嚴文即屬此類。一爲『以詩證史』，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主要是在這個方面著力，成就斐然。而嚴先生未能克盡的巨著【唐代交通圖考】，幾乎將此手法運用到了極限，窮盡了唐詩中幾乎所有關於唐代交通的材料，讀來令人嘆爲觀止。
值得一提的另一篇考證文章【漢書地誌縣名首書者即郡國治所辨】，其文意在駁斥清人所謂【漢書・地理志】所載郡國首縣非郡治的判斷。這篇文章發表於1953年，三十多年後又引出一段『公案』，香港劉先生於1979年獲得內部發行本【中國歷史地圖集】，其因嚴文『凡首縣即爲治所』的判斷，而對第二冊西漢郡國圖組中諸多治所與【漢書・地理志】郡國首縣不符提出異議，並寫信給中華地圖學社，並附上了嚴文的影印件。對此，復旦大學王文楚先生發表了【關於第二冊西漢圖幾個郡國治所問題】（【歷史地理】第五輯，1987年版）一文作爲回應，指出嚴文所謂『絕無例外』未必然。對於王文，嚴氏又在此文編入論文選之際附上長篇文字，意在補充其說。文史領域的懸案往往是由史料匱乏所致，而更爲棘手的情況是出現兩組根本矛盾的材料，如何取捨，存乎一心。在西漢郡國首縣即治所的問題上，文獻中確實存在著很多與之相悖的記載，嚴文提出了兩個緣由來解釋其矛盾，其一是治所屢變，即文獻中所記載的只是某個時期的情況，【漢書・地理志】所載政區是漢末平帝時期，其時治所遷徙，自然與此前文獻所載不同。其二是【漢書・地理志】有錯簡，現存【漢書】首縣並非班固舊貌。這種說法太過『油滑』，凡是符合其說的，就沒有遷徙，就不是錯簡，凡是相左的統統歸入後者，實在不能使人信服。而且耕望先生對於【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態度頗爲『輕蔑』：『譚其驤所編的【地圖集】還算不錯，足夠教學和平常參考之用，就學術上來說，還嫌不夠』（【論文選集】附錄二【忘情於『不古不今之學』】），如此的評價似乎有『看人挑擔不吃力』之嫌。【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撰始於上世紀五十年後期，在毛澤東直接指示下，由吳晗指定譚其驤先生擔任主編，雲集了全國頂級史學專家幾十人，在對整個歷史時期我國疆域和政區系統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逐步繪製而成，雖然文革中繪圖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但仍然刊行了內部本，後又於1984年重新修訂出版（【歷史地理】第二十一輯發表了一系列紀念文章，可以參看）。歷史地圖的編繪十分困難，許多技術性的難題需要解決，如歷代疆域的變遷如何繪製極爲棘手，稍有不甚即會引起政治爭端，甚至會導致國際事件。政區沿革考證雖然有清人研究作爲基礎，但仍然需要投入巨大精力來完成，【地圖集】在斷代政區考證方面還是令人比較滿意的，這一任務直至今天仍在進行，筆者目前所從事的三國西晉政區地理研究就是爲了全面解決這一時段的政區沿革問題。其他古代山川走勢的復原，古代城市遺址的定點，州路郡縣內部區域的劃定等等都是極爲困難的工作。所以【地圖集】的出版代表了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目前已經成爲國內外文史研究最爲重要的工具書之一。其存在若干問題是難以避免的，但完全抹殺其學術價值則顯得太過武斷。反觀嚴先生諸作中的地圖，問題不可謂不大，最爲嚴重的問題是嚴氏所有著作中的地圖都沒有任何標準年代的說明，歷代政區疆域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落實到地圖上就必須表上標準年代，若是今天我們使用建國初期的地圖，顯然是緣木求魚的行爲。除此外，嚴氏所有地圖中所謂今地，皆不知其年代所指，那麼其今地的標註又有何價值呢？
博通而有專精是嚴先生自己提出的著作標準，雖然結論不無可商榷之處，但總的來說其完全達到了這一極高的學術標準。今天我們捧讀論文選，在吸收借鑑嚴先生學術研究成果的同時，似乎應對此學術境界更加注目。
此本論文選最初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於1991年出版，中華書局又於2006年在大陸發行出版。去年以來，中華書局陸續發行出版了台港學者王伊同、楊勇、勞干、逯耀東等人的學術著作，雖然皆爲舊作新版，但仍是非常好的事情，不但繁榮了學術交流，也讓普通讀者得以方便的了解台港學者的研究旨趣。
作者：孔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