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何炳松比較研究

  來源: 學術中國

   胡適與何炳松同為20世紀中國學貫中西的學者，他們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處，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誤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關他們的學術背景。胡適嘗言：歷史是我的訓練。但其實胡適並不是專業歷史學家出身，他的本專業是哲學，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學史。與胡適相比，何炳松向來被視為專業歷史學家，譽為『新史學』的代表人物。實際上何炳松也不是歷史學家出身。胡適和何炳松在美國受到的專業訓練都不是歷史。何學的是政治，他於1916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比胡適早一年回國。但與胡適同時在1917年任教北大。
儘管何炳松沒有攻取博士學位，與胡適一樣，他在美國的學位論文也是有關先秦的。他寫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政治，符合他的專業要求。回國之後，胡適與何炳松都與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有不同程度的關係。胡適在1921年雖然沒有接受邀請做編譯所的所長，但推薦了王雲五，並為之改革提出了參考意見，而何炳松則在1924年到編譯所，以後又擔任所長、總編輯等職，直到1935年出任暨南大學校長時才離開。更有意思的是，何炳松與胡適同樣對章學誠有興趣。胡適的【章實齋年譜】增訂版出版時，何炳松為之作序。以後，何也發表了有關章學誠的論著。從他們回國到30年代中期，何與胡雖然交往不算多，但可謂氣味相投，也曾在北大同事幾年。直到1935年何炳松參與起草和發表『十教授宣言』，提倡中國文化本位，才與胡適的支持全盤西化的思想對立起來。但兩人的關係並未惡化。〔1〕抗戰開始後，胡在美國任大使， 爭取美援，而何則率領暨南大學的師生輾轉於浙南、閩西等地，顛沛流離。兩人沒有來往。抗戰結束，何已病入膏肓，一年不到就與世長辭了。
何炳松與胡適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對於中西文化的態度。胡適一直堅持西化的必要性，儘管他一生治學則以中學為主。而何雖然早年主持翻譯西洋歷史，成就卓然，但對如何建設現代中國文化，在中年之後有所改變，認為需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他們的不同，反映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而何的『變』與胡的『不變』，更揭示了這一代知識分子在文化改造與民族主義情結的處理上不同的價值取向。

一

何炳松（字柏丞）1890年10月18日出身於浙江金華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比胡適長一歲，但出身背景類似，都屬於仕紳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家教。何祖上頗有不少知名的學者，如何基，為南宋北山學派的創始者。但他的父親（壽銓）只是一個私塾教師，對科舉了無興趣，但因篤守朱學，在當地頗有聲望。何幼時聰穎伶俐，但起初並不願學。其父母因此將他送入一教師家就讀，但三日後就不得不把他接回，因為何已懨懨成病。之後，何專心學習，在家由父親親授，直至14歲。1903年何參加縣試，以高第補縣學博士弟子員。同年，金華縣知府將麗正書院改為金華府中學堂，第一批取生員20名，何為其中之一。同學中有東陽邵飄萍等。何學業優異，未及畢業即為學堂於1906年保送入浙江高等學堂預備科。三年後升入正科。據何的幼時朋友金兆辛回憶，何從府中學堂到高等學堂，『無試不冠軍』。1912年何畢業於高等學堂，為浙江省府以公費資送美國留學。出國前何回到金華，出任金華中學的英語教師，為學生杜佐周等所喜愛。同學邵飄萍在杭州與人合辦【漢民日報】，為何出國餞行。何在出國前並與曹綠芝成婚。〔2〕
1912年冬，何炳松赴美，翌年一月到達加州，二月入加州伯克利大學，註冊修法語、政治學、經濟學科目。但不幾天，何即請假離校，是年夏轉入威斯康辛大學，註冊修地質學、德語、政治學等。1913年，何在該校歷史系獲得一個助教職位，負責搜集有關東亞和中日關係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何已經對歷史研究有了興趣，並接受了一定的訓練。〔3〕
何炳松在美國積極參與中國留美學生的活動，並因此與胡適認識並建立了通訊聯繫。1915年何出任【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部幹事，還發表了一些文章。現存的一篇名【課餘雜錄】，寫於1915年，其中多有提醒國人對於日本侵華的警惕的語句：『日本勝俄後，對我方針一大變，時露瓜分吾國之志。英日同盟，實束縛之。當知他日黃皙兩種，定難免有爭雄之日』。不但對日本，何對西方各國侵占中國的行為，也表示了他的義憤：『租借地一日不歸還，吾國國恥，終一日不能洗盡』。而中國有富強，並不僅在於購置槍炮而已，『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4〕這些字句，顯示何的民族情緒和愛國之心， 也反映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1915年夏，何炳松從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並獲得榮譽獎。暑假期間，他去東部，在康州中城（Middletown ）的美以美大學（Wesleyan Univeristy）參加『東美留學和第一次大會』，在會上與胡適第一次見面。秋天，何入新澤西的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攻讀碩士學位，但與當時轉學哥倫比亞大學的胡適交往頗多，經常在一起切磋學問。 〔5〕很顯然，何也因此對哥倫比亞大學的『新史學』流派有了接觸和了解，這為他回國之後翻譯和介紹『新史學』，打下了基礎。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胡與何的交誼，也成為影響何以後學術研究方向的一個因素。
在胡適和何炳松的學術生涯中，1915年看來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份。他們的轉學奠定了他們今後的學術方向，而這種學術方向都受到20世紀初年美國『進步時代』學術氛圍的影響。如果說胡從康奈爾到哥大使他成為杜威的弟子，並讓他在以後成為杜威實用主義在中國的推廣者，而何的入學普林斯頓，則使他對『進步時代』思潮在史學界的主要產物『新史學』派產生了興趣，成為這一史學流派在中國的代言人。
從20世紀初至一次大戰的美國歷史，稱之為『進步時代』，以政治和社會改良的運動而著名。不少激進的改革家認為美國的社會發展背離了美國的立國精神，政府腐敗、貧富分化、經濟壟斷，一般人民享受不到平等的社會待遇，他們發起了對現實政治的批判，揭露罪惡，以求改革。這種號召人民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進步主義』思潮，在美國學術界也有反映，如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和羅賓遜的『新史學』。這段歷史時期正是胡適和何炳松留學美國的時期，他們都受到很大影響。這在胡適的日記中有不少反映。至於何炳松，因為材料所限，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但從何炳松在當時和以後對現實的關心程度來看，他也深受其影響。
從何在普林斯頓大學所修的課程來看，不外乎是美國人文教育的一般科目，並不能顯示他如何研究『新史學』。他的碩士論文的內容，也與『新史學』無關。〔6〕但是，儘管我們不能獲得何論文的全部， 但從何在美留學期間發表的英文文章【中國政黨小史】中，可略見其思想及研究方法之端倪。何的這篇文章，追述了從1898年戊戌變法以來，中國政黨的形成和發展，特別是從同盟會到國民黨的歷史，以及袁世凱翦除國民黨的經過，一直到袁下台，國民黨重新進入國會，與進步黨形成對峙局面為止。但是，何對政黨定義的解釋和理解，則完全依照西方的概念。何寫道：『中國有政黨，自前清戊戌政變始。戊戌以前，因地勢自封，政體專制；故歷史上僅有學派而無政黨。東漢之陳竇，唐之牛李，宋之新舊，及明之東林，雖略具政黨形式，然絕無政黨實力。所爭者，非門戶，即意氣，政治上關涉甚微』。〔7 〕這種用所學的西方政治學概念闡釋中國政治的方法，與他的碩士論文相一貫，也與『進步主義』主張學術與現實政治結合的理論相契合。何的碩士論文寫的是春秋戰國時代列國之間的外交上的縱橫捭闔，以西方近代國際法的原理加以解釋，闡明其相似和不同之處。何在1920年於【法政學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古代國際法】的文章，想來取材於他的碩士論文。
取得碩士之後，何炳松因家裡年邁雙親的反對，沒有繼續攻讀博士學位。1916年夏，何回國，路過杭州時，被留用為省長公署助理秘書。1917年何改任浙江省教育廳視學一職，赴各地視察中學教育的情形。何以後翻譯了一些美國中小學課程設置和教學的介紹文章，想來與他的這一段經歷有關。

二

1917年初秋，何炳松得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聘書，為文科預科講師，講授『西洋文明史』，與胡適差不多同時到校。當時胡適所得的是哲學教授的職位，而何則在二年後才被聘為北大史學系的教授。何抵京後，又收到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陳寶泉的聘書，兼任該校史地部的教員，亦授西洋歷史。
何炳松在北大一共任教五年。在這期間，他與胡適相處不錯，也曾外出同游。何也參加了蔡元培的『進德會』。何所用的課本，多為哥倫比亞大學『新史學』派教授的著作，如查爾斯・比爾德（ Charles　A.Beard）的【歐洲史綱】（An Outline of Europen History ）和【現代歐洲史】（History of Europe,Our Own Time），以及詹姆士・羅賓遜（James H.Robinson）的【西歐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儘管何在這段時間將主要興趣放在譯介西方歷史方面，但他與專心改造中國古史的胡適，卻有不少共同語言。這種共同語言建立在他們對浙東學派的史學大師章學誠的興趣上面。但有趣的是，他們兩人在當時研究章學誠，都顯得有些心不在焉。對胡適來說，他的志向是『但開風氣不為師』，用他當時在日記里的話來說，就是『我現在只希望開山劈地，大刀闊斧的砍去，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緻的工夫』。因此，他之研究章學誠，只是牛刀小試，『一時高興之作』，給自己『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胡的【章實齋年譜】是一部未定稿，在正式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時，胡適希望有能者能做一次增訂的工作。這位『能者』就是姚名達，而姚在做增訂工作時，則經常與何炳松商量，『每星期都到我的家裡來交換一次我們對於史學的意見』。最後增訂版的【年譜】出版時，胡請何炳松寫序，也就理所當然了。〔8〕
何在序言中不但追述了他與胡適在美國和在北大的交往和『特殊的交情』，他也交代了他自己為何沒有全力以赴研究章學誠的原因。 這一段引文較長，卻很能反映當時何炳松對中西文化的態度：『我以為章實齋的學說固然值得我們的研究，但是我覺得現在這樣程度已經足夠了。我們似乎不應該過分的熱心。我以為過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險。現在我們中國人有下面這種風氣：就是凡是我國原有的東西不管好壞總要加上一個很時髦的「國」字來做保鏢的武器。你看中醫一到現在叫做「國醫」了；技術一門現在叫做「國術」了；甚而至於中國的飯鋪亦叫做「國菜館」了，這都是「國學」兩個字引出來的流弊。我們倘使把章實齋的史學鼓吹得過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們自己流入腐化的一條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讀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來對於史學上的許多重要的貢獻。所以我們此後還是多做一點介紹西洋史學的工作吧！』〔9〕
顯然，何炳松此時的『心不在焉』，並不與胡適一樣。他認為當時（1928年）重要的不是振興國學，而是如何深入理解西洋文化。這與胡適倡導的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有異曲同工之處。其目的都是為了引進西學，改造傳統文化。所不同的只是胡適的方法較為直接，而何炳松則顯得更為徹底。這與他在7年後提倡建設中國本位文化，恰成對照。
何炳松在序言中，也對胡適的【年譜】作了幾處批評，但都無關緊要。他也介紹了他本人研究章學誠的心得。與胡適的考據派做法不同，何炳松力圖抓住章學誠史學的精華之處，與西方史學進行比較分析。何炳松認為，章學誠對中國史學有三大貢獻。一是將著作與材料相分離，即指出史學與史料的不同之處。二是強調通史的寫作。三是章學誠對歷史研究中主觀與客觀關係的闡述。何炳松對章學誠史學的總結，顯然都與他對西方史學的知識有關。換句話說，何炳松所發現的章學誠史學的卓越之處，並不見於一般人，而是他自己在深入比較章學誠史學和西方史學的相同點後所闡發的議論。
因此何炳松的議論，只不過是借章學誠的口來表述他自己對綿延幾千年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何炳松認為，章學誠之所以將史學（撰述）與史料（記注）分開看待，說明章並不認為紀傳和編年兩種體裁代表了真正的史學。何炳松尖銳指出，中國傳統的紀傳體通史，『不倫不類』，『當做通史看，嫌他們太繁雜了，當做史料看，又嫌太簡單了』。而幾千年來唯有章學誠能夠認識這一點。於是，何炳松將章學誠對通史的推崇提了出來，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史學，可惜這種通史著作，如鄭樵的【通志】和袁樞的【紀事本末】，在中國並不受重視，寥寥無幾。然後，何炳松又企圖將西方的『客觀史學』借章學誠之口介紹進來。他指出，章學誠對『天人之際』的闡述，與西漢陰陽五行派的不同，實際上講的是歷史學研究中主客觀的關係。而章的觀點，還勝於西方同期的歷史哲學家。〔10〕
由此可見，何炳松之研究章學誠，與他當時專心研究和翻譯西方史學密切相關。可以這樣說，他是用西方史學的成就來反觀章學誠的史學，為他介紹西洋史學的工作開闢道路。這種研究方法，貫徹在何炳松的其他幾篇研究章學誠的論著中。〔11〕
其實，胡適在推廣西方的科學方法，也企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科學』的精神，由此來說明，科學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在胡適博士論文的一開始，他便指出在中西哲學史上，有不少例子可以說明哲學的發展仰賴於邏輯方法的發展。他不厭其煩地舉出從朱熹、王陽明到清朝的『樸學』的發展來證明，中國古代不但有科學方法，而且與西方的大致相同。這種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呼應對照的做法，與何炳松的研究章學誠，非常相似。他們都是為了表明中國不但需要而且能夠接受西方文化。〔12〕
因此，儘管何與胡在研究章學誠史學上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他們兩人對中西文化的關係的態度，那時並無不同，兩人之間的關係，也很不錯。何炳松自己也承認，他的翻譯西洋史學，特別是羅賓遜的【新史學】一書，受到胡適的慫恿。1920年夏，何炳松應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之要求，新開設『歷史研究法』一課，他用羅賓遜的【新史學】為教材，受到學生的歡迎。他還用該書作為『西洋史學原理』一課的教材。〔13〕
何正式開始翻譯【新史學】，是在1921年2月， 其工作得到北高師學生江興若的幫助，以後，江有事中斷了工作，何又得到朋友傅東華的幫助。同年8月，譯稿完成，得到朱希祖的審定，又得到胡適的校閱，成為北大的講義。〔14〕以後由胡適推薦提交北大出版委員會，通過作為【北大叢書】出版。胡適允諾寫一篇序言，介紹羅賓遜的史學思想，但未能按時交稿。1923年胡適去杭州煙霞洞養病期間，曾與改任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的何炳松多次晤談，再度想寫一篇序言，但因譯稿在北大而未成。因此最後該書由商務印書館1924年正式出版。【新史學】一書在當時的學術界造成很大的影響，何炳松因此也就成為聞名遐邇的名學者。據譚其驤回憶，該書『在二三十年代曾風行一時，深受史學界歡迎』。他在1927年進入暨南大學讀書時，就曾讀過該書，對『作者和譯者都彌感景仰』。〔15〕
【新史學】一書是哥倫比亞大學『新史學』流派的代表作，1912年在美國出版，是美國史學史上一本影響深遠的著作。19世紀的美國史學，深受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學流派的影響， 推崇所謂的科學史學，強調運用檔案材料和史學家的不偏不倚的客觀態度。這種歷史研究的傾向，成為近代美國史學的正統，一直到本世紀初年『新史學』流派的興起才逐漸式微。〔16〕『新史學』對蘭克學派的挑戰，主要基於下列理由：一是科學的歷史學使得歷史變得枯燥無味，無法吸引讀者，喪失了原有的文學價值。二是科學史學使得歷史研究成為一門孤立於社會的專門學問，只有少數歷史學家才願意去研究和閱讀，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實際上，這種挑戰來自新舊兩個方面。對於19世紀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來說，歷史和文學都以娛悅讀者為目的，英國歷史大家吉本（Edward Gibben ）就力求將歷史寫得既能為歷史學家所稱讚，也能為一般家庭婦女所喜愛。科學的歷史主張考證史料，自然就無法保持歷史的可讀性。而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所謂的科學史學並不科學，因為其方法仍以敘述為主，歷史事件無法重複實驗，沒有規律性。歷史學因此無法與現實社會加強聯繫，幫助人們了解社會的發展，不同於其他社會科學。後一種批判與『進步時代』學者對社會的關心有着緊密的聯繫。〔17〕
羅賓遜所主張的『新史學』具有如下的特點：第一是歷史的實用性。他要求歷史學家注意那些與現實有關的史實，厚今薄古，反映了『進步時代』的實用主義傾向。第二是擴大歷史學研究的範圍，注意歷史上社會力量的發展，不能只研究一些偉大人物。第三是加強與其他社會科學的聯繫，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和預測歷史的發展。第四是重申歷史學研究的客觀性，儘管『新史學』派的歷史學家不認為歷史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18〕
何炳松在其譯者導言中，總結了【新史學】的大致要點，然後他說，這本書裡面的最重要主張，統括起來，就是下面幾句話：『研究歷史的人，應該知道人類是很古的，人類是進步的。歷史的目的在明白現在的狀況，改良現在的社會。當以將來為球門，不當以過去為標準。「古今一轍」的觀念、「盲從古人」的習慣統統應該打破的；因為古今的狀況，斷不是相同的』。何生怕別人不能理解譯文，他又舉了英國哲學家羅素（B.Russel）在中國的講演來做註腳，補充說明他所引證的羅賓遜話的意思：即中國傳統文化已經不能指導現實的中國社會了。這與他在為胡適【章實齋年譜】作序時認為應該加強引進西學的意見一致。 〔19 〕同時也說明何回國後長期致力於引進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國的文化傳統。

三

在北大的五年，何炳松的學術成就不小，與胡適、傅東華、邵飄萍等交往也使他心悅神怡。但在1922年，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因校長馬敘倫離職，教育廳長夏敬觀聘請何炳松繼任校長，由蔣夢麟等出面遊說。何推辭不成，遂於9月南下就任。浙一師是一所名校，李叔同、 魯迅、葉聖陶、俞平伯等都曾在該校任過教。但何到校不久，便發生師生中毒事件，共死亡24人，在國內影響甚大。何也受到牽連，刺激很深。他自言：『物質精神，兩受痛苦，事後回想，恍若經過一場惡夢』。〔20〕他終於在1924年離開那裡，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
何在浙一師期間，飽受痛苦，胡適同期也在杭州養病，卻享受了一番人間情愛。〔21〕對於一師的慘案，胡適倒也有番評論，表示出他對朋友的關心。胡適在【一師毒案感言】一文中寫道，一師有『東南新思潮的一個中心』的盛譽，如今卻經受了一番嚴重的考驗，但一師的師生經受了考驗。胡適讚美說：『一師居然能在短時期中恢復上課，居然能不為種種謠言所擾亂，居然能不參加種種迷信的舉動，居然能至今還保存一種冷靜的態度，靜候法庭偵查審判的結果：這一次奇慘奇嚴的試驗，一師至少可以說是及格的了！』同時，胡適也對朋友寄予希望，他希望一師能繼續謀求學校的改革和進步，特別是在學校的膳食問題上有一個根本的改革，以求不幸中之大幸。〔22〕
儘管何炳松對接任一師校長一事，後來有懊悔之意和難言苦衷，但接任一事本身卻顯示出他的本性。據他本人說，他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個性不強。這種個性的懦弱，容易使他受到外界的影響，因此也就造成他以後生活的波折和變化。1922年以前，胡適與何炳松的個人經歷儘管有不少差異，但大致相似。他們同為北大教授，有同樣的留洋背景，又同對章學誠和中國歷史有興趣。但在1922年以後，他們的個人生活和學術生涯，開始顯得不同起來。胡適保持了他的研究興趣，還開拓了一些新的領域，如佛教史的研究等。何炳松在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譯了不少西洋史學和教育學的著作，以及百科詞典等。在30年代，他個人也發表了研究程朱理學和浙東學派及其淵源的論著。但其學術影響力，終無法與胡適相提並論。胡適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學者，儘管他號稱『但開風氣不為師』，實際上他『好為人師』，樂意成為『開山祖』。但何炳松則自稱甘當夥計，隨遇而安。〔23〕當然，他們兩人最大的不同，是在於何炳松以後改變了他對中西文化的態度，而這一變化與他的個性、經歷和外界事物的變化有關。
何炳松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輯生涯，豐富卻不無波折。1932年，日軍攻擊上海，引起『一二八淞滬抗戰』，商務印書館首當其衝，被日軍炸毀。四天之後，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和何炳松任職的編譯所又遭焚毀的厄運，損失慘重。這對何炳松的打擊很大。他於1932年10月16日發表的【商務印書館被毀紀略】一文，詳細記載了經過，慘痛的心情，溢於字裡行間。〔24〕這一經歷，必然對他的學術態度，有很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何炳松在同一時期還發表了【人類史上的殘殺案】一文，追述了西方歷史上各種野蠻的行為，來證明英國人在當時殘殺中國人，猶有淵源。在文末，他寫道：『近年來又很有提倡「大阿利安」主義的人，在英美各國，尤為鬨動一時。他們的意思想聯合所有世界上的白種人來同黃種人相抗。……我們黃種人要想永久在太陽下占一個生存的位置，非我們自己同種人釋嫌攜手，努力自強不可』。〔25〕這些言論，與他後來參與起草建設本位中國文化的行為，很有關係。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得何炳松改變了想急於引進西方文化的態度，而傾向於加強中國文化的建設了。這一學術態度的轉變，也使得何炳松在政治上逐漸與國民黨政府靠攏，與胡適在那時主持編輯【獨立評論】的政治態度，產生了差異。
何炳松在上海期間，還積極參與了中華學藝社的活動，以後還擔任了幾屆的社長。這些活動使他有機會與各界人士接觸，包括國民黨和政府的官員如陳立夫等。何炳松的行政領導才能也為他們所賞識，為他後來受到政府任命為暨南大學校長埋下了伏筆。由於編譯所被毀和他本人態度的轉變，何炳松放棄了編輯一套西洋歷史叢書的計劃。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民族復興叢書』，由中華學藝社出面編輯。這些活動進一步反映何炳松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力求保護中國文化的民族主義感情。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使他起草和簽署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26〕
何炳松等十教授簽署的【宣言】於1935年1月10 日發表於【文化建設】月刊第1卷第4期。【宣言】一開始便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所有的只是古人骷髏或者洋人的天堂，兩者都不能拯救中國。因此他們提出，『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這種建設，需要用科學的方法，批評和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簡單一點來說，就是要批評傳統文化，但同時又不盲從洋人，對西方文化，必須以中國的需要來決定取捨。〔27〕
這一【宣言】，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不少學術界的名人都參與了討論，蔡元培也覆信何炳松，表示了他的看法。蔡提出如何保持中國本位，是一個具體的問題，非理論問題。從政治上看，這一討論，配合了國民黨政府所領導的『新生活』運動。但其討論的內容，則為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所關心。討論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國民黨的支持，只是一個方面的因素。〔28〕
何炳松在【宣言】發表之後做了一系列講演，還主持了座談會，使他名聲大噪。這一名聲，加上當時國民黨內陳立夫等人強調開放政策，吸收黨外知識分子參加工作，何炳松因此在同年7 月獲得暨南大學校長的任命。〔29〕
但是對胡適來說，何炳松之參與簽署【宣言】，只不過是重彈保守主義的老調，改變了何一向堅持的引進西學的態度，而與洋務派的觀點一脈相承。胡適認為，文化本身就是保守的，中國文化更是保守，因此絕對不用為丟失中國本位文化而擔心。如果中國文化的一些成分失去了，只表明它們本來就不適應時代的需要，因而被自然淘汰。胡適希望『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30〕胡適的話，與他一向主張的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觀點並無二致。他指出這一【宣言】與洋務派的聯繫，也可謂一針見血。
對於胡適的批評，何炳松做了答覆，力求區分他們所說的『本位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區別。他強調，提倡中國文化本位，並不等於要恢復傳統文化，相反，他們的目的是用科學方法改造傳統文化。如何改造？何炳松認為是要根據『此時此地的需要』來淘汰舊文化或吸收西方文化。自然，何的辯解有其合理的一面，他指出了文化發展需要培植的道理。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本位文化』的實質，卻與胡適所批評的並沒有什麼出入。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抵制全盤西化，而胡適就是想通過全盤西化來改造中國文化。何炳松沒有回答的問題在於，他沒有具體說明如何改造文化來符合現實的需要。〔31〕
之後，何炳松等十人又發表的【我們的總答覆】一文，力圖陳清他們所說的『此時此地的需要』的具體定義，他們認為那就是要『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前面兩條仍然十分含糊，不能表明為什麼在那時是一種特別的需要，但第三條卻點出了他們起草【宣言】的背景。〔32〕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樣，何炳松之所以參與簽署【宣言】，與抗日戰爭的爆發很有關係。戰爭激發了何炳松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他改變了一向從事的介紹西方文化的初衷。民族的存亡，使他認識到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必要。〔33〕
事實上，這種態度的轉變，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相當普遍。傅斯年就曾慷慨激昂地提出：『書生如何報國』的口號。在政治上，他們開始向政府靠攏。即使在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上也有民主與獨裁的討論，不少人，包括傅斯年，提出現在大敵當前，必須提倡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儘管傅斯年不同意國民黨領導的『新生活』運動。〔34〕這說明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挑戰權威、改造文化的熱情在30年代已經為民族主義的情緒所取代。何炳松的改變，只是其中的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而已。
胡適本人沒有改變他對中西文化的基本態度，但當國民黨政府派傅斯年等人勸說他出任駐美大使時，他還是答應了。在赴美前夕，胡適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吾從未擔任官職，吾珍視吾之獨立思想，因吾為人過去素知公開批評政府。但時代已改變，已無反對政府之餘地，一切中國人應聯合起來』。〔35〕顯然，胡適也認為當時已經到了一介書生必須報效祖國的時候了。
何炳松的報效祖國，體現在他苦心經營暨南大學的工作上。何炳松出任校長僅二年，戰爭就曼延到大學的所在地上海。何炳松將學校搬至租界。1941年日本軍隊進入上海租界以後，他又將學校遷至福建建陽，慘澹經營，可謂鞠躬盡瘁。他的民主治校的作風，亦為師生們所讚揚。在抗戰後期，何炳松還受教育部委派擔任東南聯大的籌委會工作，以求將上海各地的大學聚合於後方。1945年抗戰勝利，何炳松組織暨南大學回遷，但不久就被政府調任新成立的英士大學校長，他此時已心力交瘁，百般推辭不能，只能勉強就任，但尚未赴任就在1946年7月25 日病逝於上海中華學藝社的宿舍內。他的朋友們對他的早逝，頗感悲傷。他們甚至認為何炳松不應出任校長，否則他的學術成就，會大得多。〔36〕
胡適在當月從美國回到上海，之後去了幾天南京。何炳松逝世時，他在上海，直到29日才乘機去北京，但筆者尚未找到胡適參加上海悼念何炳松的活動的記錄。箇中原因，頗費猜測。也許是因為胡適剛剛回國，又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事務繁雜。但從胡適一向的為人來看，似乎不至於沒有一點表示。這是有關兩人關係的一個疑點。
注釋：
〔1〕有關胡適與商務印書館的關係，參見【胡適的日記】，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第141―167頁。胡適也記載了何炳松在1937年來到北京，他請不少朋友與之相聚，並陪他兩天的事，可見他們兩人的私交並沒有因為兩年前有關『中國本位文化』的爭論而受到影響。見第545頁。
〔2〕參見【何炳松年譜】和他自己寫的【隨遇而安】一文， 【何炳松論文集】，劉寅生、謝巍、房鑫亮編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533―535，507―508頁。
〔3〕加州伯克利大學沒有何炳松的入學註冊單， 何在威斯康辛大學的註冊單記錄了他以優良成績畢業。
〔4〕【課餘雜錄】，【何炳松論文集】，第451―452頁。
〔5〕見【何炳松年譜】，同上，第535頁。亦見何炳松【增補章實齋年譜序】，同上，第134頁。
〔6〕何炳松普林斯頓大學註冊單，何的碩士論文在該校並無存底，其內容大概據何炳棣回憶。
〔7〕【中國政黨小史】，同上，第1頁。
〔8 〕姚名達曾經寫信給何表示他不同意胡適對章學誠史學的中心看法，何炳松則覆信認為胡適的解釋基本正確。見【何炳松年譜】，同上，第543―544頁。
〔9〕【增補章實齋年譜序】，同上，第146頁。
〔10〕【增補章實齋年譜序】，第136―144頁。
〔11〕何炳松還寫過：【讀章學誠〖文史通義〗札記】和【章學誠史學管窺】，第27―50，89―119頁。有關何炳松的史學成就， 【何炳松紀念文集】中有不少專文論述，房鑫亮又在【暨南學報】撰文議論何炳松對史學史的研究，見【淺議何炳松對史學史的貢獻】， 1991年第2期第54―59頁。
〔12〕參見胡適【中國古代邏輯方法發展導論】（ Introduction to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紐約1963年版，第1―9頁。
〔13〕【新史學導言】，【何炳松年譜】，【何炳松論文集】，第63―64，539頁。
〔14〕據【胡適的日記】所記，1922年2月25 日何炳松曾請胡適吃飯，估計與何翻譯【新史學】一書有關，或是一起商談研究章學誠，因為翌日胡適的【章實齋年譜】就出版了。見第272―273頁。
〔15〕【本世紀初的一部著名史學譯著――〖新史學〗】，【何炳松紀念文集】，劉寅生、謝巍、 何淑馨編，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5頁。
〔16〕參見王晴佳【蘭克與蘭克史學】，【歷史研究】1986 年第3期，第118―128頁。
〔17〕見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 【美國歷史學的專業化】（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110頁。
〔18〕見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 【美國歷史學的專業化】（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116頁，亦見羅賓遜【新史學】（The New History），紐約麥克米蘭公司1912年版。
〔19〕【新史學導言】，【何炳松論文集】，第62―63頁。
〔20〕【一師毒案之回顧】，【何炳松紀念文集】，第33―35頁。
〔21〕胡適在杭州煙霞洞養病期間，與曹誠英相戀，心情非常愉快。據徐志摩日記所記：『適之是轉老回童了，可喜！』胡適自己的詩也能證實他那時的愉悅的情感：『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驚破了空山的寂靜。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上我心頭的人影。』見白吉庵【胡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206頁。
〔22〕引自【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編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冊第535―538頁。
〔23〕【隨遇而安】，【何炳松論文集】，第507―508頁。
〔24〕【何炳松紀念文集】，第19―29頁。
〔25〕【何炳松紀念文集】，第13―18頁。
〔26〕據劉百閔回憶，何炳松參與起草了【宣言】，但領頭署名者王新命卻認為何炳松並不在起草者之列，何炳松是孫寒冰拉來署名的。以後，何炳松也並不積極參與他們的活動。何本人也承認他只不過簽了一個名而已。劉文見【何炳松紀念文集】，第240―242頁；王新命【新聞圈裡四十年】，台北龍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450―455頁； 何的回憶見他的【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問題並答胡適之先生】，【大夏周報】第11卷第34期。
〔27〕【何炳松論文集】，第270―273頁。
〔28〕何炳松在該時期與國民黨比較接近，但沒有材料證明他加入了國民黨。從王新命的回憶來看，何在當時仍是一位黨外人士。見【新聞圈裡四十年】第2卷第449―450頁。
〔29〕參見王新命【新聞圈裡四十年】，第2卷第449頁；亦見許傑【坎坷道路上的足跡】，引自【何炳松紀念文集】，第358―359頁。
〔30〕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原載【胡適論學近著】，引自【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蔡尚思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卷，第193―197頁。
〔31〕何炳松【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答胡適先生】，【何炳松論文集】，第274―281頁。
〔32〕何炳松【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答胡適先生】，【何炳松論文集】，第282―285頁。
〔33〕劉百閔回憶了何炳松當時熱血沸騰的情景。【何炳松紀念文集】，第240―242頁。另一署名者陶希聖也說他在日本武力壓迫中國時，『從來在心的民族思想，一朝炙盛』。他之簽署『中國本位文化』的宣言，與之有關。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4冊第1381頁。
〔34〕見舒衡哲（Vera Schwarcz）， 【中國的啟蒙運動】（Chinese Enlightenment），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 232―233頁。
〔35〕香港【大公報】1938年9月28日。
〔36〕暨南大學的師生對何炳松校長的十年治校有不少讚美之詞，何炳松的同事兼朋友周予同、阮毅成等人，則高度評價了何炳松在歷史學研究上的成就，並可惜他未能集中精力，專研學問，而被召去擔任了十年校長。均見【何炳松紀念文集】。
作者：王晴佳
原載【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