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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騰訊歷史 巫仁恕：請聽人民的聲音
中國傳統上是個農業社會，因此關於農民的起義與反叛早為史學界所重視。相比之下，城市民眾的集體行動卻容易被忽視。在這個意義上，台灣『中研院』巫仁恕的著作【激變良民】算是『填補空白』之作。他開創先河、運用『集體行動』來解釋明清歷史上的『城市民變』。記者通過電子郵件採訪了巫仁恕，請他講述寫作該書時的思考。
反官員不反皇帝
時代周報：城市民變該如何理解？它和傳統的農民反叛的區別在哪裏？
巫仁恕：準確地說，城市民變即是城市集體行動，它是指『發生在城市（包括有行政單位的城市外，還包括了沒有城牆的經濟性小城市―市鎮），與城市居民有關，而且是在城市的環境中塑造出來的群眾集體行動』。集體行動這個概念我用的查爾斯・蒂利的觀點，主要泛指的是人們為追求共同的權益而集聚行動的行為。
從我的考察看，引發城市民變和農民叛亂的原因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為了生計―實在是活不下去了，有的也跟貧富差距有關。
至於區別，我想突出的是，二者最大的差異，即它們後續發展。都市裏面老百姓的抗爭，很容易安撫下來，因為一般他們並沒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訴求。這一點它不像農民的運動。因為，從歷史上的情況看，後者經常會演變成推翻朝廷的活動。傳統中國王朝時代，朝廷對都市人民的照顧，相對農村來講，還是好很多。災荒之年，首先能夠得到救濟是都市裏的人。正因為如此，城市民變雖然有抗爭，但是大部分都沒有演變成反政府的情況。通俗地說，『他們是反官員，但是不反皇帝。』這是城市民變同農民反叛運動分道揚鑣的一個原因。
時代周報：明清城市民變的那些形式，其主要的特點是什麼？
巫仁恕：明清城市集體行動事件的類型主要有三種競爭型、反抗型與前攝型。這樣的一種劃分，來自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
所謂競爭型是指社團或社群互相對立競爭的行為，如學生團體之間的鬥毆、鄉村之間的械鬥、市民與軍隊的衝突等；反抗型則是群眾反抗某種不公平的剝削、或反抗某種侵犯或挑戰其既有資源與權益，糧食暴動以及抗稅、毀壞機器、反徵兵制等是其中的典型；前攝型主要體現為群眾主動要求之前所未有的權益，如工匠要求僱主增加工資的罷工，或者要求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等。
事實上，我還依群眾集體抗爭與訴求的對象，將明清城市民變事件分為兩大類：（一）直接與政府有關的集體行動；（二）社會性衝突。其中，直接與政府有關的集體行動包括反對財稅政令的集體行動、反對官員與制度的集體行動以及要求政府改進政策與措施的集體行動；而社會性衝突則主要包括上下階層的對抗、平行的社團與社群的衝突與競爭等。其中第一大類主要是因為經濟因素引起的，第二大類主要由貧富差距引發。
明朝多『撫』，清朝多『剿』
時代周報：明清政府是如何對待城市群眾集體行動的？
巫仁恕：明清政府處理集體行動的政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撫』―撫諭的政策。第二種是『剿』―鎮壓的政策。相比較而言，明代政府主張『撫』的多一些，而清朝政府則更多地主張『剿』。我以為，這種轉變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則因為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對多數被統治者漢人必須採取高壓政策來統治，以穩固其政權。二則清代的城市集體行動事件，並未與官僚階層的政治衝突相聯繫，不像明末萬曆與天啟年間的反礦稅使與反閹黨的情況，因此得不到地方官的同情。三則清初城市群眾集體行動的性質與明代有很大的不同，其所發生的事件多隻牽涉到部分人，參與者不似明代多元，而且參與人數在規模上也遠不如明代。
必須指出的是，清代前中期對城市集體行動採取鎮壓的政策，當時不但效率高而且有助於國家的認同。然而，跨入清朝末年後，晚清政府仍然一味地採取鎮壓的策略，卻反而使得人們逐漸形成一種印象，以為上層滿人官員喜好鎮壓下層漢人的愛國群眾運動，結果國家的認同也因此出現了危機。20世紀初抵制運動中，出現從民族意識覺醒走向反清思想的軌跡，相當程度是受到清廷鎮壓政策的刺激。
時代周報：站在今天的視角，你覺得研究明清城市民變的啟示在哪裏？
巫仁恕：站在今天看，研究中幾乎所有關於明清城市民變的材料都是文人、士大夫寫的，而且充滿了偏見。但我個人認為，透過這些偏見的材料，仍能照出它的正面意義。
我以為，通過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材料，讓我們真的去了解、去嘗試體會下層老百姓心裏在想什麼。
我想這應該是研究明清城市民變最大的啟示。長期以來，台灣很流行的一句話，『請聽人民的聲音』，我以為這句話不僅適合於政治人物，也適合於我們這些研究城市集體行動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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