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證史方法淺議

  來源: 光明日報

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黃宗羲較早注意到詩與史的關係。他說：『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詩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證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但有意識地將詩文作為史料來研究歷史，當推陳寅恪先生為首創。陳寅恪認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陳寅恪以詩證史或詩史互證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其所著【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中，他提出了如下幾條原則：一是甄別資料，博考而慎取；二是用詩證史，必須辨別『古典』和『今典』；三是詩文證史不僅以詩文為史料，而且詩史互證，方能融會貫通。
  

    學術界歷來認為小說家者流，其言荒誕不經，不足為信史。但陳寅恪認為，『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如『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其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金明館叢稿二編】第74頁）。意思是說，歷代官修正史，難免受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傳統觀念影響，不能如實反映歷史，故後來讀史者難以明其真相，而歷史上的詩文和小說卻可以提供或佐證較為真實的史料。問題是以小說證史應注意哪些問題呢？筆者認為，首先是要詳辨而慎取，注意小說中的個性和通性。小說中的年代、地點和人名往往是不確切的。小說中的具體人物往往是虛構的，而人物或情節的通性即典型性則往往能反映歷史的真實。比如陳寅恪在【〖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文中指出，【續玄怪錄】中『辛公平上仙』的故事，揭露了唐朝中葉後，宦官專權，竟至謀害皇帝，此為官修史書所諱言的宮闈秘史。這確是頗具卓識的發現。明清世情小說敘事成分更多，與歷史實際更為貼近，在用這類小說證史時，猶應『去蕪存菁』、『披沙揀金』。其次是要相互比勘，宏觀把握。典章制度、社會心態、重大事件等在正史和地方文獻、文人筆記中都有反映，在明清世情小說中更是多有反映。用這類小說證史，既要有『網漏吞舟』的取捨決心，又要用正史或官方文獻相比對，方能對該史實有個立體地了解。比如歷代的典章制度在官方記載中往往以粗線條的政府文書和法規形式出現，而其具體操作過程則無法知曉，而在小說中則往往有具體描述，可作為信史用。對於重大歷史事件，小說一般也有反映。因為小說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特別是文化昌盛、出版印刷業發達的江南地區更是如此。嘉萬年間，倭寇荼毒東南沿海，給這裡的人民和社會經濟造成巨大破壞。其中胡宗憲以美人計擒獲汪直、徐海等海盜頭目的故事家喻戶曉。這類重大政治事件在明清小說中甚至以真人真事的形式表現出來，如【西湖二集】卷34【胡少保平倭戰功】、【虞初新志・王翠翹傳】等都生動真實地反映了胡宗憲平倭過程，其中反面人物王直取材於歷史，小說更加形象、更加詳細。這樣的小說紀實成分濃厚，以此與正史和有關文獻相參證，可以立體地勾畫出胡宗憲、戚繼光和俞大猷等抗倭將領的平倭過程和當地的世態民風。因此，用小說證史必須明白一代典章故實和歷史大勢，方能於紛繁複雜的文獻資料中尋找歷史真實。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小說是一筆豐富的史料，其中對商人、商品生產、世態民心的描摹，把握得當，皆可為我所用。  



    詩文證史方法的確為歷史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但要得心應手地應用，必須要求治史者具有文史兩方面的素養和宏觀把握史事的能力，即陳寅恪所謂『通識』。陳寅恪先生所講的『通識』，依筆者的理解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文史兼通並有相關知識。比如【元白詩箋證稿】中的【賣炭翁】一節，詩中有『「回車叱牛牽向北」者，唐代長安城市之建置，市在南而宮在北也。……要知樂天此句之「北」殊非趁韻也』（【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第696頁）。可見，如不懂得唐代宮城建築知識，對此句作合理的解釋怕是很難。二是會通性。中國史家多有會通思想。司馬遷著【史記】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要『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劉知幾的【史通】、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也都強調一個『通』字。陳寅恪先生的『通識』觀就是要求治史者有『縱貫之眼光』，而不要只注意『橫切面』。(作者：宋立中)